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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09-25 22:47:12 阅读量：0次 所属分类：农业论文
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久经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部在以往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基础上，通过勤奋劳作和改进生产力，顽强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经济状况良好。
[提 要]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久经战争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部在以往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基础上，通过勤奋劳作和改进生产力，顽强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经济状况良好。粮食、桑麻、纺织、冶铁、煤炭、商业等方面仍呈发展势头，又强化了官营手工业、畜牧业等优势特色。金元时期的社会经济并未随经济重心南移而衰落，仍是发展着的经济，和平时期也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不亚于甚至超过南方。
[关键词] 金代 元代 北方 经济
史学界普遍认为，南宋或更早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至东南地区。我们在此不表异议。但是，关于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容易引起认识的误区，即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即是北方经济的衰落。因而对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先入为主，不再重视，对有关史料或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甚至做歪曲的解释。加以金元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往往产生一种偏见，只看到其破坏之处，看不到其建设之处。因此，笔者在研究过北宋北方经济基础上，不揣冒昧地延伸至金元，对其经济状况予以探讨并向史学界讨教，以利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各地区经济恢复与发展
1.河北
河北在金代属于“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发达地区。早在辽末金初，这里的燕京(今北京)就非常繁荣,“户口安堵，人物丰庶……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全面发展的地方经济，达到了北京历史上空前的高度。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定都于此，改名中都，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金代初年的河北中部地区，据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出使金国的许亢宗亲眼所见：“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例如涿州(今河北涿州)即是“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这一广大地区做为燕京经济发展的腹地，显然与燕京的高度繁荣相适应。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南宋使者楼钥进入河北境内后，发现“自此州县有城壁，市井繁盛，大胜河南……自南京(今河南商丘)来，饮食日胜，河北尤佳。可知其民物之盛否。”并特别指出定州新乐县(今河北新乐东北)“尤繁庶”。安州(今河北安新)原为宋朝的边防顺安军，至金朝变成内地后，发展成为富庶之地。原来作为国防工事的塘泊，得到充分利用，夏季“有菰蒲、菱芡、莲藕、鱼虾之饶”，秋季水退后，“土壤衍沃，则得禾麻麰，亩收数种之利。”而且“舟车交辏，水行陆走，无往不通，贸迁有无，可殖厥货。故人物熙熙，生涯易足，民淳事简，素号易治。”献州(今河北献县)州城及周围大部分土地盐碱化严重，“几不可以种植”，只有东北一带“有田宜稼，独异其余，乃沃壤也。”但“去城十里外，膏腴月无月无，连阡接陌，桑荫障目。”也即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状况良好。冀西北的昌州、抚州(今河北宣化一带、张北一带)牧区也是“素号富实”。另外一些地方比较落后，如滦州石城(今河北唐山东北)等地“地瘠民贫，所种惟黍稗而已”。作物单调，品质不高。
河北在金代的发展，还表现在一些新兴城镇的出现。宝坻县(今天津宝坻)就是典型例子。此地原是芦苇丛生的低洼之地，五代后唐设盐场，入辽后设新仓镇。至金朝，“居人市易，井肆连络，阗阗杂沓……加之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楫扬帆，懋迁有无，泛历海岱、青兖之间，虽数百千里之远，徼
之便风，亦不浃旬日而可至……其稻粱黍稷、鯯鱼虾鲊，不可胜食也……虽斧斤不入山林，而林木亦不可胜用也。其富商大贾，货置丛繁……其人烟风物富庶与夫衣食之源，其易如此，而势均州郡。”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世宗亲临此地，下令“此新仓镇人烟繁庶，可改为县。”此地以盐起家，“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列为上县。”一个有着雄厚农业、渔业、手工业(盐业)基础、交通便利而商业昌盛的新县城诞生了。至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甚至曾升格为盈州，可见其发展势头之强劲。永济县(今河北丰润)也是新兴县。原来只是永济务，但“出丝枲、鱼盐，所宜稻梁黍稷”，而且民物丰衍，赋入繁阜，大定年间升为县，并一跃“为蓟郡诸县之最”。总的来看，金代河北许多地方的经济状况不亚于或超过了北宋。
历代京城都需要外地为其提供粮食等物资。金朝京城依赖的主要地区就是河北。金迁都中都后，规定各路沿河州县均设仓存贮当地及周边州县的税粮，具体提到的州县有如下几地：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今山东临清南、武城西、德州)、东光、清州之兴济、会川、献州、深州之武强(今河北东光、沧州北、青县、献县、武强西)。凡地在今山东者，都是在永济渠即今南运河东岸，也即现山东与河北交界之地。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即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辇入京师。”其产粮之丰盛，可以想见。地方财政和民间收入也呈富庶。如金宣宗时“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广。”
金元交替之际，战争摧垮了河北经济基础。但进入和平时期后，渐渐得到恢复，重新发展。元世祖时马可波罗在大都等地看到的，就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如大都(今北京)：“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其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称也。乃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市。其中仅回回商人中统四年就多达2953户，“多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由北京南下至涿州路上，“沿途皆见有美丽旅舍，美丽葡萄园，美丽园囿，美丽田亩及美丽水泉”，涿州则是“一大而美丽之城”。自涿州向西至太原途中，“沿途皆见有环以城垣之城村及不少工商繁盛之聚落，与夫美丽田亩，暨美丽葡萄园，居民安乐。”在马可波罗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所以其叙述不免会有夸张，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即他在北方所见所闻，已看不到任何战争后的创伤。又如真定府在元世祖时，“时和岁丰……镇之士民轻裘绥带，鸣丝跕足丽，嬉游宴衎……内则连甍楼栋，井肆夥繁，河朔兵余，独称万家之盛。外则阡陌纵横，耕桑弥望，熙熙然为乐郊之民。”一派欢乐繁荣景象。其他地方也多称富庶。如渤海之滨的昌黎(今河北昌黎)，“山辉川媚，物夥民繁，利足鱼盐，土饶沃壤。”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也是“古称土壤肥饶，溉以西山紫泉之水，故凡植物丰畅茂遂。”顺州(今北京顺义)“地沃而民淳，自国家罢兵百年，涵濡抚育，生殖日敏(繁?)，蔚为饶郡。”龙庆州(今北京延庆)“地沃衍宜粟，粒甚大，岁供内膳”，“沃壤岁常丰”;宣德府(今河北宣化)“原地沃衍，多农民，植宜蓝靛草，颇有业染者，亦善地也。”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也是“川流交贯，树艺茂盛。”都是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的好地方。元代中期，邢台、南和(今河北邢台、南和)等县利用澧河浇灌稻田，“近水农民久蒙利益。”
蒙元统治者对京师所在的河北经济恢复与发展非常重视，采取了诸多措施。如早在成吉思汗末年的1227年，已入蒙古的保州(今河北保定)长官张柔，面对兵火之余荒废15年的保州城，大力开展恢复工作：“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水入城，疏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通过城市规划、基本建设和市政建设，发展商业和手工业，恢复了城市功能，取得显著成效并走向殷实富裕。战乱之后的河北荒地多、驻军多，为解决军需供应问题和发展生产，元政府大兴屯田。如至元时，在新城、定兴(今河北定兴)屯田，三年间“垦田若千万顷，而仓庾委积，如坻如京矣。”元顺帝至正时，在京畿再次大兴屯田，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今河北山海关一带)，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州、顺州(今北京密云、顺义)，方圆数百里内“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岁乃大稔。”获得大面积丰收。至正中的永平路(今河北卢龙)“储粟十万，刍藁山积，居民殷富。”为当时一方乐土。在治理河流、发展交通水利和农田水利方面也颇下功夫。如通惠河、壩河、金水河、隆福宫前河、海子岸、双塔河、卢沟河、白浮甕山河、浑河、白河、御河、滦河、河间河、冶河、滹沱河、会通河等等，都进行过治理及发展其在农田水利、交通水利方面的作用，对当地经济的促进是不言而喻的。
2.山东及部分淮北地区
山东地区与河北一样，在金世宗时也是“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狭乡，恢复发展的较快，以致于金人认为“山东富庶甲天下”。如济南“风土甚好”;“济南属县有七，水陆俱通，四方游贩岁集而月至者，莫如济阳(今山东济阳)。济阳有桑蚕之饶，户口殷庶。”沂州(今山东临沂)、邳州(今江苏邳州南)广开水渠，改变种植结构，取得丰硕成果：“比年邳、沂近河布种豆、麦，无水则凿井灌之”，开发土地600余顷，“比之陆田，所收数倍”,豆类本身有肥田功能，豆麦轮作，又有水浇灌，产量因而大增;临近的砀山(今安徽砀山)等县，则利用陂湖自然水源，实行稻麦连作：“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这一带的高产农田证明了农业的发达。
元代山东的经济形势，可从马可波罗在元初沿运河南下的记载中窥见一斑。
自德州至东平路上：
沿途在在皆见有不少环墙之城村，外颇美观，内甚繁盛……执商工业，适于生活之百物悉皆丰饶。
(东平府)是一极大城市……此城为此地一带最大之城，有商人无数，经营大规模之商业。产丝之饶竟至不可思议。此外有果园，美丽堪娱心目，满园大果。应知此中定府(即东平府)所辖巨富城市十有一所，商业茂盛，产丝过度而获利甚巨。
自东平至济宁路上：
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皆富丽，工商业颇盛。有种种猎物，百物悉皆丰饶。
(济宁)颇富丽，工商茂盛……此城船舶之众，未闻见者，绝不信其有之。此种船舶运载货物往契丹、蛮子之地，运载之多，竟至不可思议，及其归也，载货而来，由是此二河流来往货物之众可以惊人。
自济宁至徐州路上：
沿途所经诸地，在在皆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皆大而富丽，工商茂盛。
(徐州)为一富贵城，居民是善战之士，颇务工商，有带羽毛之猎物甚饶，凡适于生活之物，悉皆丰富。其城位置于上述之河上，河中有船舶甚众，船身大于前章所著录者，所载贵重货物甚多。
自徐州至邳州路上：
沿途皆见有环墙之城村，并富丽……有世界最良之鸟兽以供猎捕，凡适于人生之百物皆饶。
(邳州)城大而富贵，工商业颇茂盛，产丝甚饶……在此城见有商人甚众，运输其货物往蛮子境内，及其他数个城市聚落。此城为大汗征收赋税，其额甚巨。
自邳州至宿迁路上：
经行美丽丰饶之地，其中颇有带羽毛之猎物。
(宿迁)城大而华富，营工商业……此地一带有极广之田亩，与美丽之平原，产小麦及其他谷类颇丰饶。
一路三四百公里下来，到处都是优美的自然环境，动植物茂盛，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商业繁荣，人烟稠密。途中没有提到的东昌路(今山东聊城)，也是“习俗和睦”，“人多读书”，“地平土沃”。窝阔台汗末年，自武城(今山东武城)至新泰(今山东新泰)，“行于野则知其为乐岁，出于途则知其善俗”，“东州既为乐土”，四方之民纷纷移居而来。青州(今山东青州)是传统的经济发达之地，至元年间仍然保持着良好状况：“路冲当水驿，市早集商船。鹅鸭皆成队，鱼虾不费钱。”至少反映了商业和养殖业的发达。而位于胶东半岛的登州、莱州(今山东蓬莱、莱州)的经济状况，则比较差些。登州虽“擅利鱼盐”，但“土田狭窄，瘠卤半之”，农业落后;莱州“男通鱼盐之利，女习缉纺之业”，但“其地瘠薄，负海舄卤，蚕谷少而人民寡”。同样由于自然环境原因，农业落后，人口稀少。
3.河南
金代河南主要在黄河以南地区，不包括现在的豫北地区。河南南部自北宋时就是地旷人稀，经宋金战乱且又为宋金边防地区，至金代长期仍是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在金代盛时的金世宗朝，还是“人稀地广，蒿莱满野”。尤其是陈州、蔡州、汝州、颍州(今河南淮阳、汝南、临汝、安徽阜阳)等地“士旷人稀”，所以采取“徙百姓以实其处，复数年之赋以安辑之”的政策，以发展当地经济。个别地方如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则是“地腴俗厚，而民富庶，侔于他邑。”
金朝后期，河南经济有了重大发展。主要原因是迁都后人口大量南迁。如金宣宗初年仅河北军户迁河南者就将近百万口。而金政府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更使河南地位陡然上升。河南经济随之发展起来。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省臣奏：“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其中以南阳(今河南南阳)最为典型。兴定四年参知政事李复亨言南阳有稻田500余顷，“亩可收五石”。次年五月南阳县令李国瑞又开水田400余顷。十一月，朝廷下令“募民兴南阳水田。”唐州泌阳县(今河南唐河)户繁土腴，有玉池、沲坡等水利设施用于种稻，曾“岁获千万钟”。发展起来的河南经济，遂成为朝廷主要的财赋来源：“当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
河南北部的经济状况始终比南部优越。开封两次为金朝首都，城市建设尤其是宫殿建设一度恢复到北宋盛况，重新成为人口最多、商业兴盛的大都市。怀州、卫州(今河南沁阳、卫辉)金朝分属河东路和河北路，“风气清淑，物产奇丽”，如卫州“土温且沃……稻塍莲汤，香气濛濛，连亘数十里。又有幽兰瑞香，其他珍木奇卉，举目皆崇山峻岭……真所谓行山阴道中。”秀丽的风光反映着良好的经济环境。怀州大雄山南有泉水通于沁河，“上下数十里，灌溉田园，植竹种稻，获利益多。”都是北方少见的江南气象。属大名府路开州的清丰县(今河南清丰)，“魏地之大邑也，桑麻四野，鸡犬之声相闻。”而金世宗时的相州“土地平旷膏沃，桑枣相望”。经济状况良好。
元朝河南在金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蒙古军攻克开封时要屠城，耶律楚材劝阻道：“奇巧之士，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遂保住了城中147万人民。开封城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因而很快走向发展道路。马可波罗游历至此，看到的即是一派繁荣：“有丝甚饶，以织极美金锦及种种绸绢，是为一富足之州，由是一切谷粮皆贱……有富裕之大商贾包办其所买卖商货之税额，君主获有收入甚巨。”可见其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此后我们还能看到，汴梁路农业不断有新的进展，以水稻种植为突出证例。元初，属县长葛县尹赵志，即在县南低洼之地引潩水开创稻田300余顷。临颍(今河南临颍)邓艾口也有民间稻田300顷。元武宗时，任命中宪大夫、峡州路总管韩冲为“汴梁稻田总管”，以路总管的级别专管汴梁路官营稻田事务，可知这里的水稻种植面积相当广大。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又添设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掌种植稻田事”。朝廷专门机构特设于此，表明开封水稻生产达到新规模，地位日益重要。在古代开封历史上，类似情况是仅见的。
豫北卫辉路、怀孟路(今河南卫辉、沁阳)在优良的自然环境中持继发展。卫辉路“地当冲要，泉城水温”，“民情颇事商贾，地饶俗淳，勤于播种”;怀孟路“土壤腴润，其民纯实……虽地有肥硗之殊，而颇宜五谷，风俗尚俭。”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怀孟路修建广济渠，长677里，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5县，“民田三千余顷咸受其赐”，“甚益于民”，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卫辉路朝歌县(今河南淇县)是一片沃土，蒙哥汗五年(1255年)升格为淇州，“连甍表植左右闾，日中市集百货俱。荒榛一旦为亨衢……夫耕妻织园有蔬，桑无附枝麦两塗。芃芃翠浪西山隅，昔焉糊口今嬴余”。不但全面恢复，而且有了很大发展。新乡县更是“桑土衍沃，浸以清泉之润，民俗敷阜。”肥沃的土地加以丰富的水源，造就了一方富庶;汲县(今河南卫辉)“居天中，实通都剧邑，百物夥繁，合散于此。” 是商业繁荣之地。至元十三年前后，汲县新增垦田700顷，标志着农业有了较大发展。
南部地区也是一片繁荣景象。如南阳府(今河南南阳)“淳朴尚农，俗以殷富，至今犹然……舟车辏泊，人物浩穰，庶政孔殷，地称陆海!”汝宁府(今河南汝南)有着良好的农田水利设施，“汝南旧有鸿郄大陂，西平有二十四陂，郡亦为饶。”商业也较发达，史称“汝、汴二郡多富商”，即说明汝宁府商业可与汴梁相比美。
包括今河南大部的河南江北行省在元代的整体发展，时人有着深刻的感受。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即有人言：“河南先民疏士旷，田价至弱……逮今民日生集，丛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此时距元朝建立仅30余年，土地价格以数十倍上百倍的幅度增长，显然是因为人口猛增，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并能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故而，元朝末年汴梁人对和平时期的河南经济追忆道：“河南提封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岁输钱谷数百万计”。元政府每年在此征收税粮2591269石，仅次于江浙省而名列第二，占全国总数12114708石的21.3%。至少可以说是北方诸省中贡献粮食最多的省份。此外还承担着数额巨大的竹木岁课，以元文宗天历元年为例，即有竹269695竿，板木58600条，额外竹木1748锭30两。此外还有矾课2414锭33两，也是全国最多，并占总数2449锭的99%。
4.山西
地处太行山区的山西，宋金时为河东路。在北宋时，就因自然环境较差而为北方最贫穷的地区。入金以后，再经开发，虽然达到“人稠地窄，寸土悉垦”的地步，毕竟可垦之地有限而且土壤大多贫瘠，正常年景粮食尚难自足。“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金世宗也指出：“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不过经多方辛勤努力，也常获得大丰收。如大定二十一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
金代山西经济状况不能一概论，汾河两岸的平阳道(今山西临汾)就是非常富庶之地：“平阳一路，地狭人稠”;元人郝经甚至言：“金源氏(指金朝)亦以平阳一道甲天下。”竟是金朝境内最发达之地。当地不仅利用汾水灌溉，更在田间地头打井汲水，“平阳掘井种田，俱可灌溉”。使农业生产更有保证。明昌年间，潞州涉县在西山开发一“美泉”，修渠引水，使“近郭数千家坐获膏润之利。”解决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缺水的瓶颈问题。
在古代山西史中，以金朝时文化最为昌盛。如元好问言：“晋北号称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时，发策决科者常十分天下之二，可谓富矣。”而晋中平阳府洪洞县(今山西洪洞)据说是“家置书楼，人畜文库。”比北宋时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由此可以折射出当地经济的发展。
入元之后，山西仍呈发展势头。如马可波罗载：太原府“工商颇盛，盖君主军队必要之武装，多在此城制造也。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园，酿葡萄酒甚饶。契丹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亦种桑养蚕，产丝甚多。”由太原向西骑行，七天的路程中，“沿途风景甚丽……其中商业及数种工业颇见繁盛，有大商数人自此发走前往印度等地经商谋利，”明清时著名的晋商，此时已崭露头角，而且在元朝大一统的背景下，做的是国际贸易;平阳府“城大而甚重要，其中持工商业为活之商人不少，亦产丝甚饶。”山西沿黄河与陕西接壤处的一些城镇“其中商贾甚夥，河上商业繁盛;缘其地出产生薑及丝不少，禽鸟众至不可思议”;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商业茂盛，织造种种金锦不少。”如果我们对马可波罗记述元初山西经济全面发展感到惊异的话，那么，元人余阙对元前期山西经济的概括正好做了印证和补充：
晋地土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
当地人民勤奋务农，充分利用土地和水利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业，使土地一年三收，良田亩产量最高者，可供应一人的口粮即6石左右。所以基本上能使大多数人家丰衣足食，而不必流浪或到外地谋生。有关史料进一步具体证实了余阙的记载。如王恽言，至元中绛州(今山西新绛)引浍河水入汾水，开发出水利田2000多亩，产量“亩收一钟。”一钟为六斛四斗，虽未必尽是如此，但无疑是高产田;绛州曲沃县(今山西曲沃)“土腴物阜，为绛诸县甲。”另据王桢言，山西人“居常积谷”，荒歉之年可避免“流离之患”。正所谓有备无患。众所周知，山西自古即有勤劳节俭习俗，史称“勤于耕耘”，“能俭勤农”，“惟勤农作”，“无游惰之人”。“晋人勤俭风土然，山顶开耕自山趾”，“畦田虽狭水所腴，风俗勤俭仍岁熟。”正是靠着这种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在艰苦的条件下，以加大劳动投入的手段，创造出丰硕经济成果。元代山西经济是持续发展的经济，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5.陕西等西北地区
金代陕西与河南一样，恢复的较慢。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陕西转运使毛硕报告说：“陕右边荒，种艺不过麻、粟、荞麦，赋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绢、干薑，商贾不通，酒税之入耗减”。农业相当落后，商业萧条，赋税收入很少。至大定年间，仍与河南一样，还是“人稀地广，藁菜满野”。如与西夏交界的保安州(今陕西志丹)“无所产，而且税少。”再经四五十年的恢复，情况有了改观。如凤翔府郿县(今陕西眉县)“山水明秀，土地肥腴”，泰和年间引南山之水，建渠50余里通到县城，解决了长期困扰的缺水问题：“公室赖之，刍粟无忧……汲引灌溉，塗墍洗濯，无复嚮时之艰虞。”不久，“绿槐夹路，细柳交岸。龙鬚蘸碧，给万宇之焚膏;鹦粒翻红，被千门之饛簋。鬰薁益渭南之珍味，桑麻增陕右之上腴。碾硙区计，仅有数千;园田畦计，不啻几万。有粟者，易为之粒;有麦者，易为之屑;有食者，易为之蔬。其利益不足缕白”。水利事业的发展，使当地一跃而成为富饶之地。金朝后期，陕西农业经济已有较强的实力，史料中显示的主要是向东部地区输送粮食。如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河东官员胥鼎言陕西常向河东“通购物斛”。兴定四年(1220年)，陕西行省把胡鲁言：“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李复亨同时也指出：“河南驻骅，兵不可阙，粮不厌多。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陕西地腴岁丰，十万石之助不难，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因建议漕运，“自夏抵秋，可漕三千(十?)余万斛。”既有民间贩运，更有官方赋税调拨，一时间成了京师军粮的主要外援之地。这显然依赖于“地腴岁丰”，是恢复开发的结果。有史料言金末的镇戎州(今宁夏固原)“土壤肥沃，又且平衍”，可谓一例。不过，从整体上看，金代陕西经济始终未能恢复到北宋时的水平。
蒙元统治陕西以后，即着手整治战火之后残破的陕西经济。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陕西长官田雄披荆棘，招流民，“教民力田，京兆大治。”尤注重水利工程的修复。三白渠“自元代金以来，渠堰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兴乏用。”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年)，朝廷设宣差规措三白渠使和副使，调拨大批劳力与物资予以修缮。蒙哥汗二年(1253年)大封同姓，因忽必烈为同母弟中最年长且贤者，特意让他在南京路(今河南开封)和关中任选一地。由于南京路“河徙无常，土薄水浅，舄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遂选关中为封地。“天府陆海”自是古时名声，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但看来关中已有所恢复，胜过当时的河南。又经忽必烈治理，“关陇大治。”至元初，又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以西募民垦荒屯田数千顷，经三年努力，“屯成，果获其利。”西边的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也很快恢复发展。至元中，在地方官的倡导下，修建了一条50里长渠，引汧水灌溉农田3000亩，并带动起水渠沿线一串菜圃药园。“岐人惠之”，以知府高良弼的姓氏命名为高渠。
这样，到马可波罗游历陕西时，所见到的已是日臻繁荣的状况了。从山西进入关中至今西安的路途中，“沿途所见城村皆有墙垣。工商发达，树木园林既美且众，田野桑树遍布……土产种种禽鸟不少，可供猎捕畜养之用”;京兆府“城甚壮丽……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城中且制一切武装。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城外有忽必烈之子的秦王宫，“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5里。……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从京兆府南下至今汉中途中“皆见有不少环墙之乡村，及美丽平原，居民以工商为业，有丝甚饶。”所经之地郁郁葱葱，生态和谐，农桑旺盛，城市繁荣。另外一些地方如邠州(今陕西彬县)，“纯俭素约，野无惰农，岁有高禀。”可谓勤俭致富的一个例子。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于至元中开挖50里的长渠，灌溉农田3000亩，“民之圃蔬园药者，又井井乎其滨”。尤为突出的是，其时的小麦空前发达，并领先全国，王恽言关中小麦“今盛于天下”即可证明。
元朝中期陕西经济达到兴盛期，正如苏天爵总结的那样：“关、陇、陕、洛之郊，号称沃土，国家承平百载，年谷丰衍，民庶乐康”;盛极而衰的转折是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然自致和之秋，军旅数起，饥馑荐臻，民之流亡，十室而九。”战乱又一次打断了经济发展势头。但随即采取措施发展生产。次年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便兴修洪口渠，引泾水入白渠，灌溉泾阳、临潼(今陕西泾阳、临潼)等5县农田7万余顷。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又一次修建泾渠，灌溉面积达到45000余顷。照此数字，已经超过北宋，即使数字夸大，也表明元代陕西经济又一次有所恢复并顽强发展。
西夏等西北地区，金元时有不同程度的开发与发展。两宋之际，西夏乘宋金战争之机，用武力等手段扩大了领土，实力更增强。其地“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坚腴，水清洌，风气广莫……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在农牧业皆宜的优良环境中，经近200年的苦心经营，西夏地区获得很大发展，以富强著称于当时，屹立于西北。
西夏中心地区农业主要依靠汉唐时建造的古渠，一名汉延渠，一名唐来渠，受益面积9万余顷，但在战争期间废坏淤浅。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西夏中兴等路行省予以修复，“溉田十数万顷，人蒙其利”，灌溉面积有所扩大。随即又在中兴(今宁夏银川)、西凉、甘、肃、瓜、沙(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南、敦煌西)等地兴修农田水利，开发水田，吸引来归业人民四五万户。当地经济再次走向发展道路。如西凉即“出产小麦甚饶。”元世祖至元末年，“宁夏户口繁多，而土田半艺红花”，朝廷恐怕粮食不能自给，令改种谷麦。红花既是染料，又是中药，果实还可榨油，是一种有很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宁夏人民因地制宜，广泛种植，显然是因为能获取更多的收入。“土田半艺红花”或许有夸张，但已成为一个专业化很强的经济作物区则是无疑的。至于口粮问题，元政府片面重农观念大概是多虑的，农民不会饿着肚子经营经济作物。要么是另一半土地可提供足够的口粮，要么是可向附近地区购买。总之，“半艺红花”是当地经济发展到新高度的体现。
地域辽阔的西北高寒地区，自然条件大部分不佳，经济发展不平衡。以甘肃行省农业而论，既有前文提到的盛产小麦的凉州，也有“气寒地瘠，少稔岁”的甘州。至元二十二年，甘州每顷地仅征收税粮三石，亩均三升而已，产量之低可想而知。但至元二十六年曾“移八八部曲饥者就食甘州”，证明此地已有较多的余粮。地方官又通过赈贷以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元仁宗延祐年间，“兵馕既足，民食亦给”，甘肃也“诸仓俱充溢”。贫困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
在现今的新疆，元朝史料表明一些地区境况良好。如耶律楚材在今霍城县克干山南麓的阿里马城看到：“附郭皆林檎园囿……附庸城邑八九。多蒲桃、梨果。播种五谷，一如中原。”今喀什一带，“居民为工匠、商贾。有甚美之园林，有葡萄园，有大产业，出产棉花甚饶。有不少商人由此地出发，经行世界贸易商货。居民甚吝啬窘苦，饮食甚劣。”果品业、棉花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只是这些成果都被剥削，劳动人民生活仍贫困不堪;现莎车一带“居民百物丰饶”;现和田同样“百物丰饶，产棉甚富，居民植有葡萄园及林园。”可以说新疆和内地同步发展，有的地方农业不亚于内地，有的方面如棉花生产领先于内地。
6.东北及内蒙
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发祥于东北的黑龙江省白山黑水之间，东北地区因而进入一个新的重要的开发时期。
阿骨打定都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辖南至吉林长白山、北至黑龙江海伦广大地区。此地率先得到开发：“土多材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土产名马、生金、大珠、人参及蜜蜡、细布。”其北部的率、胡刺温之地(今黑龙江哈尔滨以北至海伦一带)“地广而腴”，金世宗大定年间迁徙三猛安至此予以开发。会宁府东南、东北及北部广大地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已有猛安谋克户176000余，每年提供赋税205000余石，因当地官方“收多支少”，储存量多达2476000余石。如此大量的储备粮，即使在中原地区也是罕见的。
咸平府(今辽宁开原北)及相邻的临潢府路(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是又一重要经济区。“其地肥沃”，“彼地肥美，异于他处”，大定年间将奚人六猛安移居于此后，“精勤农务，各安其居。”临潢府路中的泰州(今吉林白城南)，早在金太祖时，就因土地肥沃而迁徙万余户屯田于此。临潢府所属的懿州(今辽宁彰武西)已位于草原，也开垦出大面积耕地，仅两个部族争夺的一片土地就有6万顷之多。临潢府路的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北)在辽代即建有行宫，“宝货多聚藏于此”，至金时仍“比他州为富庶”。咸州即咸平府以北地区，金初已是“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农业生产颇具规模。
辽宁南部地区人口稠密，垦殖率高，并不断扩大农业区。如复州(今辽宁大连一带)合厮罕关周围700余里地域内，原为官方围猎区，大定年间因“其地肥衍，令赋民开种……田收甚利。”元朝时，这里仍是“地甚肥沃，有耕稼之利。”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辽东、北京路主要即今辽宁省南部地区，由于农业的发展，产粮丰富，已有外运的实力，开创了东北粮食南下的历史。
元代相关史料欠缺，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在这一地区和籴与粮食外运情况。在《元史》卷96《食货志? 市籴》中，所记载几乎全是元世祖时的事例，凡22年次，明确所在地者29地次，在本区者13地次，列述如下：
中统二年，始以钞一千二百锭，于上都(今内蒙多伦西北)、北京(今内蒙赤峰西)、西京等处籴三万石。
中统五年，谕北京等路市籴军粮。
至元二十年，以钞五千锭市于北京，六万锭市于上都，二千锭市于应昌(今内蒙锡林浩特东南)。
二十一年，以钞四千锭，于应昌市籴;发盐引七万道，钞三万锭，于上都和籴。
二十二年，以钞五万锭和籴于上都。
二十三年，发钞五千锭市籴于净州(今内蒙四王子旗西北)、沙、隆兴路。
延祐三年，中籴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粮二十三万石。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万石。
和林在我国现境外暂且不论，仅在内蒙者就有10次地，证明当地及附近地区能够提供大量的余粮。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曾在辽阳路懿州(今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北)、锦州(今辽宁锦州)以钞30万锭和籴粟豆10万石，运往大都。在金投稿展基础上的东北经济，继续着北粮南下的历史贡献。至正十二年(1352年)又在辽阳和籴粟豆50万石，[9](卷42)表明生产继续增长。
二、各行业经济发展状况
1.畜牧业
北方地区有着辽阔的草原即天然牧场，历来是畜牧业的主要基地。金元时期，大批游牧民族拥入中原并成为统治阶级，畜牧业的专业地域扩大，呈现出新形势。
金初沿袭辽代旧制，在水草丰美且无蚊蚋之地设置5群牧所，金世宗时扩展为7所，所牧牲畜有马、牛、羊、骆驼。马作军用，“牛或以借民耕”。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官营牧场拥有马47万匹，牛13万头，羊87万只，骆驼4千峰。此后仍有发展。虽无总数传世，但金末仅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就有监马近百万匹，可知其时马匹超过百万是没有疑问的。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又将骟过的马分散于中都路、西京路、河北东、西路民间牧养，仍属官营牧马业的一部分。当时在内地也设置了牧场，明昌三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南京路有牧地63520余顷，陕西路有牧地35680余顷。两地合计99200余顷，仅此就已超过了北宋时官营牧地98900余顷。陕西地处边防，原本即有牧地，但南京路地处中原腹地，原为人口密集的农区，此时牧地多出陕西3万余顷，就农业而言是倒退，就牧业而言则是发展。金世宗时唯有河南、陕西两地“人稀地广，藁菜满野”，与大面积的牧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由此也可知，两地的“藁菜满野”并非全是荒地，只是利用方式、产品结构改变了。
民间畜牧业也有相当规模。如养马业：相州(今河南安阳)“家家有马”。海陵王正隆年间，为南侵攻宋，大括民间马匹：“凡调马五十六万余匹，仍令户自养饲以俟。”民间总数大约也超过百万匹。养牛业：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曾派官到东京、西京、北京、中都、河北等路买牛5万头。民间实有牛数远多于此。金朝末期，蔡州新蔡(今河南新蔡)征收赋税以牛数多少为差，说明牛是主要产业。养羊业：大定年间，诏以羊10万只拨付乌古里石垒部畜牧，“其滋息以予贫民”。养猪业史料很少，但从地处东北的会宁府金朝前期曾每年贡猪2万头来看，民间养饲是极为普遍的。
以游牧民族而建国的蒙元，“以兵得天下，不藉粮餽，惟资羊马”，将其擅长的畜牧业推行大一统的全国，一度将境内都变成牧场：“周迴万里，无非牧地”;养马业尤为兴盛：“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有之，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由于元代畜牧业太广泛太兴盛，以至于没有具体数字传世。可以肯定的是会超越以往，达到鼎盛期。而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养羊业的重心无疑在北方地区。畜牧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是这一时期的特色。
2.桑蚕棉麻业
发祥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虽仅产麻，“土产无桑蚕”，但那是当地自然条件造成的，并不影响其建国南下后对桑蚕业的高度重视。在大力发展各地原有桑蚕业的同时，尤其注意培养督促猛安谋克户从事桑蚕生产。金朝规定：“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缺。”金章宗明昌初，针时猛安谋克户再次下令：“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照此，金朝的桑树种植面积，大约占垦田数的十分之一二。
金代桑蚕业以河南、河北、山东最为发达。金朝末年，宋军北上，从洛阳向钧州、许州、蔡州、息州(今河南洛阳、禹州、许昌、汝南、息县)行军途中，因粮饷不继，有两天全靠采食桑叶活命。足见这一带到处都有桑林。唐州泌阳县(今河南唐河)金末新种桑树30万株，“县以之致富”，经济效益明显。又如相州(今河南安阳)也是“桑枣相望。”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郑州(今河南郑州)发生雹灾，“桑柘皆枯”。河北献州(今河北献县)“桑荫障目”，燕京更是“桑、柘、麻……不问可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有扫帚桑，望都县(今河北望都)有大龙桑、小龙桑，种类丰富，也是桑蚕业发达的表现。此地还很多人工放养的柞蚕，如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谋克之地，野蚕成茧。”山东济南府的济阳(今山东济阳)“有桑蚕之饶”。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大面积的桑柘之林令人惊奇：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夏，宋将岳飞率兵10万攻东平，金军仅5千，“时桑柘方茂”，金帅使人在林间广布旗帜以为疑兵，竟使10万宋军不敢进攻，相恃数日而退。则这片桑林之广，至少能容纳数万人才能吓退宋军。金朝境内桑蚕业兴盛，还有一例可以证明：金末发生大饥荒，饿死许多人，到夏初青黄不接时，“其桑椹已熟，民皆食椹，获活者不可胜计。”桑树之多之旺盛，可以想见。
尽管经过战火的摧残，元代初年北方的桑蚕业仍兴旺不减当年。文天祥被押解北上时，有感而发的几首诗中对此予以称赞。如《新济州》言济州(今山东济宁)“时时见桑树，青青杂阡陌”;《发东阿》言东阿(今山东东阿南)“秋雨桑麻地”;《发陵州》言陵州(今山东德州)“远树乱如点，桑麻郁苍烟”;《献州道中》言献州(今河北献县)“乃今来中州，万里如一概。四望登原隰，桑麻蔚斾斾。”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更多是桑蚕业的结果――蚕丝：北京附近“丝之多且贱”，每日入城的丝“计有千车”;河间“饶有丝”;山东东平“产丝之饶竟至不可思议”;河南开封“有丝甚饶”;山西沿黄地区产“丝不少”;山西太原“亦种桑养蚕，产丝甚多”，山西临汾“亦产丝甚饶”;关中地区“田野桑树遍布”，西安“产丝多”;西安以南至汉中“有丝甚饶”。此后持续发展，仅从桑蚕灾害就可以看出。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清州、莫州、沧州、献州(今河北清县、雄县南、沧州、献县)4地桑遭霜害，毁桑2417000余棵，坏蚕12700余箔。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真定路(今河北正定)、汴梁路(今河南开封)、晋州、冀州、深州、蠡州、景州、献州、恩州、冠州(今河北晋县、冀县、深县南、蠡县、景县、献县、山东武城东、冠县)发生桑树虫灾，其中冠州受灾桑树就多达40余万棵!冠州仅领1县，桑树至少有40余万棵，则上述各地桑林之广，是不言而喻的。山东桑蚕业仍是当地主要产业，“山东农家因之致富者，皆自丝蚕旬月之劳。”又如大宁路(今辽宁朝阳西)也有4州、3县“皆土产桑”。一直至元朝末年，不少地方还在进一步发展桑蚕。如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保定路庆都县(今河北望都)通过劝课，“四郊之桑皆郁然成列矣。”元末陕西宜君县一石姓农民养蚕30箔，据传说其蚕发生变异，化为一巨蚕，吐丝15斤。如果不去理会其传奇色彩，我们得到的是当地养蚕业兴盛的信息。
关于元代北方蚕事，农学家王桢有不少论述载于《农书》。王桢著《农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总结南北各地经验教训，以利取长补短，所以多进行南北比较：“北方养蚕者多，农家宅院后或园圃间，多种萑苇以为箔材……南方萑苇甚多，农家尤宜用之，以广蚕事。”“北方蚕小时，用刀切(桑)叶碪上，或用几，或用夹。南方蚕无大小，切桑俱用碪也”;所言“夹”即桑夹，为挟桑叶的工具，以便于铡刀切桑，此为北方特有的工具，一般高二三尺，“若蚕多之家”所用的大桑夹，“实纳桑叶高可及丈，人则蹑梯上之……南方切桑唯用刀碪，不识此等桑具，故特历说之，以广其利。”又言：“南方例皆屋簇，北方例皆外簇。然南簇在屋，以其蚕少易办，多则不任;北方蚕多露簇，率多损压雍阏。南北簇法俱未得中……南方夏蚕不中缲丝，惟堪线纩而已。”缫丝时，南方用冷盆，所出丝“细缴何轻匀”;北方用热釜，所出“丝圆尽多缕”。质量各有千秋，但若论数量、速度，则以热釜为佳：“凡茧多者，宜用此釜，以趋速效。”以上不同情况归结起来，有三点可以明确：一，北方桑蚕多，养蚕业规模大;二，北方蚕事工艺先进;三，北方由于养蚕多，只好屋外露簇，相比南方蚕少可以屋簇显得粗放。由此可知，元代北方桑蚕业并未衰退，不但是发展的，而且发达于南方，至少不比南方落后。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天下户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一百一十。赋丝七十万六千四百一斤，钞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锭”。户均丝4.47斤。元代科差专有丝料一项，户口专有“止纳丝户”、“丝银全科户”和“五户丝户”等;其时蒙古统治区主要是北方地区，丝是主要赋税品种，充分证明北方桑蚕业的发达和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统一南方近50年后的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全国科差丝总共为1098843斤，仅增加39万余斤而已。当然，其中主要恐怕是赋税结构变化造成的，但至少可以说明，就丝而言，朝廷并不依赖于南方。非但如此，元朝以五户丝为王公贵族食采邑的主要方式之一，一般每位数百数千斤，多者上万斤，全部出自北方。
桑蚕业之外，麻的生产也很普遍，女真人的发祥地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田宜麻谷”，麻是最主要的种植作物。金代陕西“种艺不过麻、粟、荞麦”，麻也被放在首位。元代北方麻业进一步发展。王桢言：“北方种麻颇多，或至连顷。”收割时，使用专用工具刈刀，优于南方用手工拔麻“颇费工力”。并专作诗云：“森森麻幹覆荫浓，顷亩方期一捲空。谈似吴侬初未信，中原随地有刀工。”在沤麻方面，北方作法优于南方：“大凡北方治麻，刈倒即束之卧池内，水要寒暖得宜，麻亦生熟有节。须人体测得法，则麻皮洁白，柔韧可绩细布。南方但连根拔麻，遇用则旋浸旋剥，其麻片黄皮粗厚不任细绩。虽南北习尚不同，然北方随刈即沤于池，可为上法。”纺麻技术以中原地区最先进，使用大纺车，“昼夜纺绩百斤……中原麻布之乡皆用之。今特图其制度，欲使他方之民视此机栝关键，仿效成造，可为普利。”元代北方麻业发展的另一标志是从南方传入苧麻：“近岁以来，苧麻艺于河南……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并取得显著效益：“目今陈、蔡间，(苧麻)每斤价钱三百文，已过常麻数倍。”丰富了麻业品种和人民生活。
元代北方纺织原料生产大发展还有一划时代的标志，即棉花种植推广到内地。南北朝时新疆已植棉，至蒙元时已很兴盛。如喀什“出产棉花甚饶”，和田“产棉甚富”。大约在金末元初，传向陕西：“近岁以来……木棉种于陕西，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当地人民“深荷其利”。并很快推广到关东地区。从此，种植业结构有了较大调整，并为北方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3.纺织业
蓬勃旺盛的桑蚕业，为金元北方地区的丝织业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金代丝织业以其中都大兴府(今北京)为中心，早在金初就是“锦绣组绮，精绝天下。”从秦川徙居燕山一带的回鹘人，原本擅长纺织，“帛有兜罗、绵、毛氎、狨锦、注丝、熟绫、斜褐”，徙居燕山后“又善织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剋丝，甚华丽。”继承发扬了北宋河北剋丝等高级丝织品的优良传统和工艺。河间府(今河北河间)产无缝绵，东平府(今山东东平)产丝、绵、绫、锦、绢，大名府产皱、縠、绢，涿州(今河北涿州)贡罗，平州(今河北卢龙)贡绫。官营机构，仅少府监文绣署就有女工496人。另在丝织业发达的真定、河间(今河北正定、河间)、平阳、太原(今山西临汾、太原)、怀州(今河南沁阳)等地设绫锦院，生产官方需要的丝织品。绢是最大宗的丝织品，不同地区的绢价反映着生产状况。金世宗大定十年即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相州(今河南安阳)优质绢每匹2贯500文(60陌),而同年的南宋地区,每匹绢却是4贯(足陌)，若以普通绢价比较，南宋的绢价大约比北方贵1倍。相州还是著名的染色业胜地。这里“出茜草最多”,盛产大红染料,连南宋人也承认“相缬名天下”。
元代北方丝织技术也有先进之处。王桢言：北方络丝有络车，“南人但习掉籰取丝，终不若络车安且速也。今宜通用，”希望此项工艺传播到南方地区。北方丝织业在此基础上一派兴旺。如大都“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涿州“织造金锦丝绢及最美之罗”;河间府“织金锦丝罗，甚额甚巨”。东安州(今河北廊坊)产罗、丝、绵、绢，固安州产丝、绵、绢。元世祖至元初，大名路(今河北大名北)每年和市绮素，但经常拖欠货款，累计多达400万缗，当地绮素产量之多，可以想见。河南开封“织极美金锦及种种绸绢。”郑州“丝绵坚密，他郡所无”，也是一方名优产品;南阳“有丝麻绵绢之饶”。在西北地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织造种种金锦不少”;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在东北地区，大宁路(今辽宁辽阳西)的1个县3个州“皆土产丝绸”。
元代的官营手工业非常发达，其中的丝织业同样如此，机构主要分布在腹里及附近地区。如真定路(今河北正定)纱罗兼杂造局，永平路(今河北卢龙)纹绵等局提举司，南宫、中山府、深州、云州、顺德路、宣德府、保定(今河北南宫西、定县、深县南、赤城北、邢台、宣化、保定)、恩州(今山东武城东)、大宁路(今辽宁朝阳西)、彰德路、怀庆路(今河南安阳、沁阳)、大同、冀宁路(今山西大同、太原)、东圣(胜)州、云内州(今内蒙托克托、呼和浩特南)等地，皆设有织染局或织染提举司;大都人匠总管府下设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局;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奇台西北)设局，“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涿州另有民匠异锦局，掌民匠150户，成锦局人匠提举司，领匠户102户;大都另有纳绵提举司和金玉民匠稻田提举司，分掌纳绵户702户，纳绵人匠521户;弘州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西)有纳失失(即织金锦)局，弘州另有衣锦院;大名(今河北大名北)织染杂造两提举司，掌大名路民户内织造人匠1540余。总之，在《元史·百官志》中，官营手工业机构以及纺织印染机构，几乎全在北方。
建立在牧畜业优势基础上的毛纺织业等，更是北方地区的特色和强项。金代西北地区用丝和羊毛织段：“耀(今陕西耀县北)段褐色，泾(今陕西泾川)段白色。生丝为经，羊毛为纬，好而不耐。丰(今内蒙呼和浩特东)段有白有褐，最佳”，黄河以西地区还出产骆驼毛段，有白褐两色。元代也充分利用骆驼毛，大量生产毡。如宁夏银川“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天德(今内蒙呼和浩特东)“州人并用驼毛制毡甚多，各色皆有。”肃州路(今甘肃酒泉)居民则“以织毛褐为业”，是当地最主要的手工业。官营手工业中也有不少毛纺织机构。金朝曾在汴京(今河南开封)生产毛褐，灭国后，蒙古人将“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迁往弘州(今河北阳原)。元世祖至元年间，弘州匠官新创制出用犬、兔毛织成“如西锦者”献给皇帝，被提升为弘州知州。如此重奖，表明皇帝重视毛织业的发展以及这种新原料织成品的精美珍贵。元大都(今北京)、上都(今内蒙多伦北)、隆兴(今河北张北)都设有毡局，朔州(今山西朔州)有毛子局;黄河以西地区设有织毛段匠提举司;丰州设毛子局，另有捏只局“掌织造花毯”;陕西等处设管领毛子匠提举司。至于裘皮服装制造更是发达，这里就从略了。
最后谈谈织布业。
麻布业是女真人的传统，在其东北发祥地由于不产桑蚕，所以“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是当地最主要的纺织业，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辽阳府(今辽宁辽阳)有名产师姑布。元代大宁路(今辽宁朝阳西)有2县2州皆土产布。金元时期东北地区的麻布业比较发达。河东历来盛产麻布，是其主要纺织业。金代史料不多，仅知有平阳府(今山西临汾)的卷子布，实际上大部分地区都有麻布生产。如元人郝经所言河东“地宜麻，专纺绩织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损价值贸易白银，以供官赋。”品种、产量丰富，成为主要的商品和财源。元人言坚州(今山西繁峙南)“治麻布为生”进一步说明麻布业是当地主要产业。河南许多地方产麻布，如卢氏县(今河南卢氏)产麻布和土布;苎麻在元代传入中原后，遂又增添了新品种——苎麻布，以陈州、蔡州(今河南淮阳、汝南)最称发达，一般是二三斤织1匹，技术高超的织工用苎麻1斤织布1匹，其布“柔韧洁白，比之常布又价高一二倍。”这不仅丰富了纺织品市场，又增加了农民收入。以上述3地为代表，可以看到金元时期北方的麻布业是持续发展的。
织布业发展的另一突出标志是棉纺织技术传向北方内地。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出版的《农桑辑要》卷2提到用棉花“捻织毛丝或棉装衣服，特为轻暖”。此时蒙元统治区主要还在北方，说明北方棉布业开始起步。但在技术和产量上还落后于南方。王桢言：“夫木棉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此，服被渐广，名曰吉贝，又曰棉布。”此处所言木棉，实际是指棉布。北方内地棉花种植主要传自西域，而棉纺织技术看来主要传自南方。从王桢所言还可得知，当时(元仁宗皇庆二年即1313年以前)北方棉布主要还是从南方购买。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朝廷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但两年后的至元二十八年即“罢江南六提举司岁输木棉。”朝廷此时不需从南方调发棉布，似可推测北方绵纺织业已有进步。总得来看，北方绵纺织业在元朝推广，但显然比南方落后。
4.其他官营手工业
金代官营手工业史料不多，从有关零星记载看谈不上发达，也不及北宋。这就意味着金代北方地区官营手工业落后了。与此相反，元代官营手工业最称发达。蒙古人虽是游牧民族出身，轻视农业，但对手工业的重视却是古代历朝之最，表现在把所有工匠都控制在官方手中。元代官营手工业特点，一是非常发达，二是集中在北方，尤以大都及腹里地区最密集。
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命五部将分镇中原，一部在益都、济南(今山东青州、济南)，一部在平阳、太原(今山西临汾、太原)，一部在真定(今河北正定)，一部在大名(今河北大名北)，一部在东平(今山东东平)，率先做的工作即“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户。”也即在今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的手工业者多达72万户。但是我们感到这一数字太大，令人生疑。因为在此之前的窝阔台汗七年，“下诏籍民，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一年后的匠户不可能有72万户。估计是将稍有手艺者即列为匠户了。南宋灭亡后，“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但经过遴选真正有手艺者仅101000户。若照此比例计算，当时北方匠户约24万户。既使再减少一半，也还多于南方。若这一推测不谬，那么金末北方手工业似乎是相当发达的，为蒙元官营手工业发达并集中于北方地区奠定了人员基础。或者换句话说，正因为有这72万匠户，元代官营手工业才特别发达于北方地区。
大都是全国手工业的中心和官营手工业中心。“国家初定中夏，制作有程。凡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给之食，复其户，使得以专于其艺。故我朝诸工制作精巧，咸胜往昔矣。”将各地手工业者调到大都，从成吉思汗时就开始了：“金人南徙，国朝迁诸州工人实燕京”。中统二年(1261年)，将和林、白八里及诸路金玉玛瑙诸工3000余户迁至大都，设金玉局;中统三年，又将弘州的锦工、绣女迁至京师。至元十六年(1279年)括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600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者，俱至京师。北京地区在辽金时即是“人多技艺”，手工业发达，元代又荟萃天下能工巧匠，官营手工业便空前发达。除上文已言及的纺织印染业机构外，现将其他机构列举如下。
大都等路诸色人匠提举司：下设双线局、大小本局、盒钵局、管铜局、筯局、锁儿局、粧钉局、雕木局;
大都貂鼠软皮等局提领所：大都软皮所、斜皮局、牛皮局、金丝子局、画油局、材木库、玛瑙玉局;
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怜口民匠总管府，有民匠1100余户;
大都杂造提举司;
大都留守司：(1)修内司，有工匠1272户，其属有大木局、小木局、泥厦局、车局、粧钉局、铜局、竹作局、绳局。(2)祗应司，有工匠700户，其属有油漆局、画局、销金局、裱褙局、烧红局。(3)器物局，“凡精巧之艺，杂作之匠作，无不隶焉”，其属有铁局、减铁局、盒钵局、成鞍局、羊山鞍局、网局、刀子局、旋局、银局、轿子局、采石局。(4)犀象牙局，有工匠150户，其属有雕木局、牙局。(5)大都四窑场，有匠夫300余户，其属有南窑场，西窑场，琉璃局。(6)凡山采木提举司。(7)凡山宛平等处管夫匠所。(8)甸皮局，有工匠30余户;
长信寺：大都铁局;
利用监：怯怜口皮局人匠提举司，杂造双线局，熟皮局，软皮局，斜皮局，貂鼠局提举司，貂鼠局，熟皮局(与前一熟皮不同)，染(皮)局。
除此之外，大都还有不少手工业机构，不再一一列述。仅此就可知，元大都的官营手工业规模宏大、门类齐全。
元代官营手工业另一基地是同属腹里的上都(今内蒙多伦西北)，主要机构有(不包括纺织业)：管领上都怯怜口诸色人匠提举司，上都诸色民匠提举司，上都葫芦局，上都貂鼠软皮等局提领所，上都软皮局，上都异样毛子局，上都斜皮局，上都隆兴等路杂造鞍子局，上都人匠提领所，上都人匠局;上都采山提领所(含烧石灰)、上都铁局。至元三十年(1293年)，上都有工匠2999户，工匠当有万人左右。
元代的兵器制造业全是官营，据《元史》卷90《百官志》，武备寺“掌缮治戎器”，所辖机构分布全在北方：
腹里：大都箭局，大都甲匠提举司，大都弓匠提举司(下属双搭弓局、成吉里弓局、通州弓局)，大都弦局，大都杂造局，上都甲匠提举司(下属兴州白局子甲局、兴州千户寨甲局、松州五指崖甲局、松州胜安甲局)，上都杂造局，隆兴路军器人匠局(隆兴路后改兴和路。《马可波罗行纪》第73章言：“居民多以制造君主臣下之武装为业。”)，保定军器人匠提举司(下属河间甲局、祈州安平县甲局、陵州箭局)，真定路军器人匠提举司(下属冀州甲局)，广平路甲局，蓟州甲匠提举司，通州甲匠提举司，彰德路军器人匠局，大名军器局，平滦路军器人匠局，宣德府军器人匠局，奉圣州军器局，蔚州军器人匠提举司，大同路军器人匠提举司(下属丰州甲局、应州甲局、平地县甲局、山阴县甲局、白登县甲局、丰州弓局、赛甫丁弓局)，丰州杂造局，平阳路军器人匠提举司(下属本路投下杂造局、绛州甲局)，太原路军器人匠局(《马可波罗行纪》第110章：“盖君主军队必要之武装，多在此城制造也。”)，益都济南箭局，东平等路军器人匠提举司;
河南行省：怀孟河南等路军器人匠局(下属怀孟路弓局)，汴梁路军器局(下属常课弓局、常课甲局)，归德府军器局，汝宁府军器局，陈州军器局，许州军器局;
辽阳行省：辽河等处诸色人匠提举司(下属辽盖弓局、盖州甲局)，大宁路军器人匠提举司，咸平府军器人匠局。
除了上述各地外，陕西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也有或也曾有兵器制造业：“城中且制一切武装”即是。延安府(今陕西延安)“地近边面，人皆精于制兵器。”说明也有兵器制造业。
在《元史》卷89、90《百官志》中，明确标有地名的官营手工业机构在南方者，仅知有管领诸路怯怜口民匠都总管府下属的鄂汉提领所，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下属的杭州织染局、建康织染局、黄池织染局等4处。至少在机构数量上远远不及北方。
5.矿冶业
矿冶业是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许多手工业的基础。从北宋到金、元，北方矿冶业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辽、北宋时，北方有着良好的矿冶业基础，尤以铁、金为最。如北宋元丰年间，北方产铁占全国的96.3%，产金占90.1%，产水银占61.8%，产铅占48.3%。到了金代，再也见不到这一优势。《金史·地理志》仅载大同府、朔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产铁，大兴府(今北京)产金、银、铜、铁，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产铜、铁。实际上东北也有铁冶。在金上京附近，今黑龙江阿城县小岭地区就发现了金代冶铁遗址，是一处集开采、选矿、冶炼全套生产过程的冶铁基地。早在金景祖时就有专职的铁工，如乌春“以锻铁为业”，加古部乌不屯“亦铁工也，以被甲九十来售。”金宣宗兴定年间，李复亨建议汝州鲁山、宝丰、邓州南阳(今河南鲁山、宝丰、南阳)“皆产铁，募工置冶，可以获利。”只是不知是否实行。总的来看，金代冶炼业肯定不如北宋，不过也不能仅靠上述史料断言落入谷底。主要是有关史料奇缺。从辽、北宋时的基础和金代整体发展情况看，冶炼业应有一定的规模。
元朝的史料比较多，但仍没有系统完整的数字，以冶铁为例，主要史料还常引起误解。《元史》卷94《食货志》2言产铁之所45地，北方仅腹里河东、顺德、檀州、景州、济南和陕西的兴元，共6地。又载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岁课铁额，既无全国总数，又无上述北方腹里各地数，仅列陕西1万斤，另又加上河南3930斤。两组史料显然都未能反映实际情况。蒙元时北方冶铁业是随其军事进程发展的。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即在西京(今山西大同)州县设置铁冶，拨冶户760从事冶炼;同时还在檀州(今北京密云)、景州(今河北景县)设铁冶;次年，又设冶于交城县(今山西交城)，拨冶户1000。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令属西京大同路的宁武军(今山西宁武)“岁输所产铁”;同时立小峪、芦子、宁武军、赤泥泉铁冶4所。新设的4所铁冶除宁武军外不详在何地，但估计在腹里或河东境内。第二年，在济南等处设冶，冶户3000，又在河南钧州(今河南禹州)、徐州(今江苏徐州)兴办铁冶，以漏籍户11800、附籍户4300共16100户拨付各冶，每年课铁4807000斤。同年，河南冶铁业还有重大发展，元世祖令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颍州(今安徽阜阳)、光化(今湖北老河口北)与南宋互市，“及领已括户三千，兴扇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四万石输官。河南随处城邑市铁之家，令仍旧鼓铸。”所产铁随即制造农具出卖，换取粮食，既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又补充了军粮，可谓一举两得。至元十三年在檀州(今北京密云)又发现铁矿，设立4冶。至元二十五年，“以河间等路盐运司兼管顺德(今河北邢台)、广平(今河北邯郸)、綦阳(今河北邢台西南)三铁冶。”至元三十一年，为顺德等处拨去冶户6000。大约在至元中后期，“綦阳并赫舍哩、杨都事、高萨哈所管四处铁冶，见分管户九千五百五十户……总责青、黄铁二百四十七万五千六百九十三斤半”，其中知确切地点的綦阳有户2764，产铁75万斤。此外，济源(今河南济源)、兰州(今甘肃兰州)也有铁产。元代冶铁业规模大多在窝阔台汗和元世祖时奠定，其后主要是机构的调整。《元史·食货志》介绍各地铁冶设置情况时，所言多是北方铁冶，南方仅有一句“其在各省者，独江浙、江西、湖广之课为最多。”而三地加上云南课额共870613斤，课钞1879锭38两，就课额而言仅多于綦阳一地之数。北宋河北产铁最多，元代仍保持这一地位。王恽言：腹里“燕北、燕南通设立铁冶提举司大小一十七处，约用扇炼人户三万有余，周岁可煽铁约一千六百余万斤。”仅此就可知元代冶铁业的重心仍在北方。
元代产银之地，据载为27所，在北方者14所，分别为腹里的大都、真定、保定、云州、般阳、晋宁、怀孟、济南、宁海，辽阳省的大宁，河南省的汴梁、安丰、汝宁，陕西省的商州。但银课额却十分奇怪，仅载腹里1锭25两，南方各地1548锭80余两。与上述北方产地之广明显不符。现举几例如下。元世祖至元三年，桓州(今内蒙正蓝旗)已开采银矿石16万斤，其中每百斤矿石可得银3两，得锡25斤。则炼出后可得银4800两、锡4万斤。在现今的河北张北，据马可波罗载，“中有银矿甚佳，采量不少。”此后，在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云州(今河北赤城北)、聚阳山(今河北赤城东南)、惠州(今河北承德东)、罗山(今河南罗山)、霍丘(今安徽霍丘)先后设置冶银机构，其中罗山银场每年课银3锭，霍丘银洞课银30锭。这两处都是私人承包开采，“其所得矿，大抵以十分之三输官。”按此税率，罗山年产约10锭、霍丘约100锭。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开采的云州银矿，当年获银650两，遂设银冶提举司。至大二年，上都(今内蒙多伦北)、中都(今河北张北西北)银冶提举司输银4250两，次年秋又输3500两，并又开采出新矿，主管官员受到朝廷升官的奖励。如此看来，北方冶银有相当大的规模。
元代产铜之地，据记载为4地，即腹里的益都、辽阳省的大宁，云南省的大理、澂江。课额仅载云南2380斤，根本不能反映元代冶铜生产情况。这几处铜冶都是至元年间开始生产，益都路的临朐(今山东临朐)有冶户1000，辽阳省的锦州、瑞州(今辽宁锦州、绥中)也在原有冶户之外，至元十五年又拨采木户1000户，规模都不大。
产金之地38处，在北方者7处，即腹里的益都、檀州、景州，辽阳省的大宁、开元，河南省的江陵、襄阳。元代冶金业也兴起于元世祖朝。益都路金矿主要在登州栖霞县(今山东栖霞)，有淘金户6000，“其课于太府监输纳。”辽阳省金矿在龙山、双城(今辽宁辽阳西南、朝鲜永兴)，其中龙山县金矿为人承包，年纳课金仅3两。元历元年全国岁课金数共480余锭，其中北方仅腹里40锭47两，河南38两，无辽阳之数。以上数字虽不确切、完整，但已无迹象表明元代北方金产量恢复北宋的地位，可谓一落千丈。至于铅、锡产地及课额，全在南方。北宋时北方原本产锡极少，以致无课额，但产铅却是占全国将近一半的。
非金属矿产以煤为主。《元一统志》载平阳路辽山、和顺(今山西左权、和顺)产炭，太原路保德州、管州(今山西保德、乐静)产煤炭，盂州、石州(今山西盂县、离石)分别有炭窖13处和4处;延安路宜君县(今陕西宜君)产炭，并产石油;延长、延川(今陕西延长、延川)也产石油，各有油井一口，每年分别向官方纳110斤和400斤。这大概是最早的石油井和官方征收石油的记载。大都西边马安山有煤窑，元世祖时设西山煤窑场负责管理征税。自开始使用煤炭以来，北方始终居有绝对优势，元代也不例外。此外，元代产玉之所全在西域于阗、匪力沙(今新疆于田、和田西南)。
6.盐业
古代盐业始终是官方严格控制的重要手工业，所征盐利在财政收入中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北方盐业生产规模不及东南沿海地区，但有其特色，足以供应当地需求并产生巨大利润。
金代盐业兼辽、宋产地，整体规模比北宋扩大。在东北地区，肇州(今黑龙江肇源)、临潢府大盐泺(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西南)及其北部地区和东北沿海都有盐产，“皆足以食境内之民。”统治中原后，纷纷在各地设置机构予以管理征税。经分合调整，大定末年，确定为7盐司。金代没有年产盐总数，仅为课额数。现将7盐司岁课额及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新额列表如下(贯后文、分数略)：
产 地
旧额(贯)
新额(贯)及所占比例%
增减率
山 东
2547336
4334184
40.2
170
沧 州
1531200
2766636
26.7
180
宝 坻
887558
1348839
12.5
152
解 州
814657
1321520
12.3
162
辽 东
131572
376970
3.5
286
北 京
213892
346151
3.2
162
西 京
100419
280264
2.6
279
合 计
6226634
10774564
100
173
以上可见，传统的山东、沧州仍是金代主要盐业基地。普遍增长的盐课额，固然是财政收入行为，表明剥削加重，但如果不是建立在盐业生产发展基础之上，则是难以落实的。
元代有11个产盐区，即大都、河间、山东、河东、辽阳、四川、两淮，两浙、福建、广东、广海。大都盐区后并入河间，北方共4个盐区。
河间盐区在窝阔台时有灶户2376，后不断增加，人数最多时达5774户。至元二年，年产95000袋，每袋450斤，共42750000斤。其后统计方式改袋为引，至大元年(1308年)一度达到45万引。自延祐元年(1314年)至天历年间(1328-1330年)稳定在40万引，所隶22盐场。
山东盐区仅次于河间，至元十二年有灶户2870。至元六年产盐71998引，以后年年增加，从元武宗至大元年以后，年产31万引，所隶19盐场。元顺帝时岁办钞75万锭。
河东盐区以解池为主，至元十年有捞盐户980余，年产64000引，计中统钞11520锭，延祐六年(1319年)，实捞盐184500引，天历二年(1329年)办课钞395395锭。
辽阳盐区辖原金朝大盐泺及东北盐产地，未见产量和岁额总数，仅知窝阔台汗时有两路岁课布3000匹，至元时滦州纳羊1000只。
元代全国盐的总课额，仅知天历年间之数，为2564000余引，课钞7661000余锭。综上所述北方各地情况，此时约100万引左右。总的来讲，元代北方盐业生产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三、对金元时期北方经济的总体认识
上文从地区和行业两个方面展示了北方经济状况。下面再予以概括和补充，以了解其全貌。
金代经济至金熙宗时(1135-1148年，即南宋高宗绍兴五年——绍兴十八年)，已完成女真、辽、北宋3地各类经济的整合，进入发展期。正如研究者指出：“熙宗时，国家政权封建制度变革完成，中原农业经济逐渐全面恢复和发展。并空前地把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播于各地区、各民族，促进了多民族经济全面的发展，这是过去任何王朝所不能及的。在各族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中，金代农业技术已远远超过辽代，达到了北宋的水平，并有新的开创。”实际上，在此之前关东经济已经得到恢复，南宋绍兴三年即金太宗天会十一年(1133年)，宋武节大夫董震指出：“今山东富庶如昔”。皇统元年(1138年)的秋季，出现了大面积丰收：“燕、西东二京、河东、河北、山东、汴、平州大熟。”这可以视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金海陵王统治初期，“米麦极贱”，1石米不过200文，1石小麦仅150文;景州(今河北东光)、滨州、东平府、青州、密州、济州、兖州(今山东惠民东、东平、青州、诸城、济宁、兖州)等地储备了大量粮草，其中东平府嘉祥县、景州将陵县(今山东嘉祥、德州)以及南边诸州，所储粮草各有五六十万之多。
金世宗、金章宗在位的近50年间，北方经济持续发展。金世宗“大定之间，郡县吏皆奉法，百姓滋殖，号为小康。”史称当时“家给人足，仓廪有余。”财政状况良好：“计天下岁入二千万贯以上，一岁之用余千万。”各地官府积贮大量货币，大定末金世宗言：“今者外路见钱，其数甚多，闻有六千余万贯”。当时官方还有储备粮2079万余石。金章宗明昌年间，官方有金1200余锭，银552000余锭，钱3343万贯，储备粮3786万余石。泰和六年(1206年)庞云言：“迨我朝受命，削平祸乱，四方底宁，迄今八十年矣。户口滋殖，既庶且富。”概括了金章宗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
人口的增长是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突出表现。金大定初年(元年为1161年)，有户300余万，至金末(1234年灭亡)为9879624户，约7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17.17‰，在从东汉到明代的各朝中，其户数增长率是最高的。与辽、北宋相同地域相比，整体上也是增长的。比辽增长709453户，比北宋增长2082728户。金代垦田面积如河南地区，比北宋也有显著扩大。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河南军民田总一百九十七万有余，见耕者九十六万余顷”。而北宋元丰年间大致相等地区的开封府、京西路共有垦田326683顷。则金代河南的垦田面积几乎是北宋时的3倍。
蒙元统治北方早，恢复的也比较快。窝阔台汗时中原地区是蒙元的主要统治区，“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因而禁止中原州县擅自役使百姓。史称窝阔台汗时“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史言固不无谀词，但北方已获得恢复发展也不可否认。
这种形势持续到元世祖时更是继续发展。元武宗至大年间出现财政危机，有人回顾元世祖中统年间时说：“方中统初，用兵吴蜀，岁馈挽络绎，是亦中原民力取具，未闻缺乏。”有关情况前文已多论述、此不多言。元代北方经济实力及地位，有两组数字可以说明。先看天下岁入粮数(不详年代，估计为天历年间)：
北 方
南 方
腹 里 2271449石
四 川 116574石
辽 阳 72066石
云 南 277719石
河 南 2591269石
江 浙 4494783石
陕 西 229023石
江 西 1157448石
甘 肃 60586石
湖 广 843787石
合 计 5224393石
合 计 6890311石
以上总计岁入粮数12114704石，北方地区占总数的43.1%。表明尽管北方有大面积的牧地，粮食生产地位仍不可轻视。再看天历元年的全国各地商税数字(其中腹里数为路、州数的统计汇总数，以50两进位为锭，10钱进位为两。下列数略去两)
北 方
南 方
腹 里 210677锭18两
四 川 16676锭14两
岭 北 448锭45两
江 浙 269027锭30两
辽 阳 8273锭41两
江 西 62512锭7两
河 南 147428锭32两
湖 广 68844锭9两
陕 西 45579锭39两
甘 肃 17361锭36两
合 计 429770锭11两
合 计 417060锭10两
以上总数为846830锭，北方占总数的50.7%，居然超过了南方。南方缺云南、西藏;北方缺西域，腹里数也不完全，所列22路7州，而据《元史·地理志》实有29路8州。再考虑到河南江北行省中有淮河以南的一些州县，估计南北两大区商税额大致相当。也即北方商业不亚于南方。
北宋时，北方户口数已不及南方，至元代仍加大着这一差别。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户部上报全国户数，内郡即北方地区1999444户，江淮、四川即原南宋地区11430878户，共13430322户，北方仅占总数的14.8%，降至古代史中的最低点，为金末的20%。元代户口问题非常复杂，没有一个各地户区的完整数据，许多数字失实，而且只有元世祖及以前的户口数字。不过，就北方户口而言，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在有户口数据的时期内，人口迅速增长，如至元元年(1264年)有1588195户，比蒙哥汗二年(1253年)的130万户年均增长16.8‰，至元七年有1939449户，年平均增长率为22.5‰，八年、十一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5‰、19.0‰。二是与全国、南方户口数据相比，更加失实。元代户口统计中有许多户籍名色没有列入户部版籍，如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人口、驱口、投下户、怯怜口、军户、部户、民屯户、匠户等，而上述名色人口大多集中在北方。又如史载元世祖至元七年有户1939449，但有一条史料不为人注意，即王恽当时所记：“至元七年，天下军民并析居总二百三十二万户。” 多出的38万余户即是军户。有专家认为：“绝大多数的户口数据，都表现为……南方户口较北方户口接近实际的特点。”总的来看，元代北方户口数绝不像统计数字表示的那样稀少，否则不可能创造出如前文所述的那样发展的、许多方面是繁荣发达的经济成果。元代北方户口统计数与北方经济情况严重不符。
金元时期的北方，屡经战火，屡遭各种自然灾害，是在比南方环境艰难的情况下从事经济建设的。之所以很快恢复发展，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前文已论及的桑夹、刈麻刀、大纺车、络丝车之外，王桢还多有记载。如耕地使用大功率的犁具：“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播种时“北方多用耧种，其法甚备……今人制造砘车，随耧种之后，循陇碾过，使根土相着，功力甚速。”又有瓠种，“窍瓠贮种，随行随种，务使均匀，犁随掩过，复土既深，虽暴雨不至迫挞，暑夏最为耐旱，且便于撮锄。今燕赵间多用之”;中耕时使用劐子，又名耧锄，用牲口牵引，“过锄力三倍，所办之田，日不啻二十亩。今燕赵间多用之。”至元时，王恽在藁城(今河北藁城)即看到农民“用锄镂理田”，十分惊喜，做诗颂道：“双竿驾特牛，独角云耳并。纷纷捲土落，一划草蕃净。是名为锄镂，初不见田令。行观数亩禾，草去苗意盛。中心觉欣快，图蔓得机柄。种多我力寡，匪此何由胜!……”此锄镂即王桢所言耧锄，从诗中可知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工效很高。在其他地方则盛行结锄社，合作互利：“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无荒秽，岁皆丰熟……甚可效也!”这种自愿组合方式，体现出团结的力量，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是农业丰收的有力保障。收麦时，则有钐刀：“今北方收麦，多用钐刃麦绰。钐麦覆于腰后笼内，笼满则载而积于场。一日可收十余亩，较之南方以鎌刈者，其速十倍!”显而易见，金元时期北方生产工具多有创新，生产方式多有改善，使之更适应旱地农业，极大地促进了北方农业的发展。认识到这一方面，对于北方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总之，金元时期，北方经济并未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而衰落，而是仍在顽强地发展，在许多方面并不亚于南方，官营手工业、畜牧业和部分手工业甚至仍保持着优势。
1 张金吾编《金文最》卷88，刘秉文《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中华书局1990年版。
1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40，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
1 《大金国志校证》卷40。
1 楼钥《攻媿集》卷111《北行日录》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 《金文最》卷25，王伋《云锦亭记》。
1 《金文最》卷42，初昌绍《成趣园诗文序》。
1 《金史》卷99《徒单镒传》。
1 《金史》卷47《食货志》2。
1 《金文最》卷69，刘晞颜《创建宝坻县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