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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高加林悲剧形成的个中原因

时间:2014-09-25 20:18:49 阅读量:0次 所属分类:文学论文

文学作品中篇小说《人生》是于1982年发表,该小说是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间背景的。高中毕业生高加林由民办教师受排挤,后又荣任县上通讯干事,最终还是被打回高家村,这样的人生变化过程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故事框架。

  中篇小说《人生》是于1982年发表,该小说是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间背景的。高中毕业生高加林由民办教师受排挤,后又荣任县上通讯干事,最终还是被打回高家村,这样的人生变化过程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故事框架。

  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主要矛盾,也体现了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高加林这一形象是复杂的、矛盾的,欲上不得欲下不能,既无法安心做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现代性步伐,所以他面临的是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否定。这也注定了他爱情的悲剧性,他既不会满足于和目不识丁的乡村少女度过毫无共同语言的一生,也不会被身份高于他的满腹诗书的城市女孩所接受,所以只会在刘巧珍和黄亚萍的双双远离中度过追悔莫及的一生。“所以,高加林的悲剧有着太深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渊源、现实束缚,中国近百年的社会现实凝结起来投射到他身上,构成了他丰盈而沉重的悲情人生。”[1](P78)

  他的理想与现实、性格与环境交织得如此错综复杂,一个知识分子被有权势的人通过“合法手续”从教师队伍中除名。随后他又依靠自己的“关系”,从“后门”进入县委大院,而“纪律检查委员会”又以合法的途径将他重新除退。一件事物就是一个局限,法是客观的、公正的,然而某些落后事物又恰恰可以利用法的这种客观性、公正性来暂时达到那种不很光彩的目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环境中,他控制不了环境力量,同时也控制不了自己。他似乎不断受到命运的捉弄,被玩弄于股掌之间。

  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多层次地展现了高加林这种悲剧性格的形成过程。他对巧珍的感情真实得令人无可置疑,但他被实现个人愿望的可能性引起的骚动同样真实的令人无可置疑。他和巧珍的分手标志着他同“土地”的最后决裂,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迈出了令人遗憾的合法但却不合理的关键一步。正如他父亲和德顺老汉所觉察到的:这个人已经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用他们的生活哲学已经不能说服他了。传统生活已经容纳不下他对人生的追求。他的欲望大于现实,他容易把人生的全部意义仅仅局限于个人欲望的实现上,而他不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所以,高加林不免处处碰壁,最后只能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沃土。究其高加林悲剧形成的原因,可以从时代因素、社会因素、个人因素、作家自身因素中得到答案。

  一 、时代因素

  “建国初到80年代的三十来年,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2](P270)小说所描写的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们的理想与追求,十年浩劫给青年一代增添了狂热和虚无的东西,也有历史的惰性加给青年一代的负担。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推动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但是,在这片城乡的“交叉地带”,改革的春风还只是微微吹拂到这里,伴随着改革开放性与多元化,农村中的投机分子也趁机“改革”一把。离开学校,重返农村,这是他一次无奈的选择。迫于生计,进城卖过馍,担过大粪,他用毁灭性的劳动来发泄心中的愤懑不平。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理想同现实不协调地交织在一起,高加林渴望离开故土,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干一番事业,但他在实现个人价值中却包含着很多个人因素。他不甘心困守在土地上,要求走进城市,由简单的劳动走向层次较高的精神价值创造。

  “在这改革才刚刚起步的‘交叉地带’,不完备的改革体制,不思改革的惰性,禁锢人才的体制都与高加林这样有才华的青年背道而驰,导致了高加林个性发展和历史进程的不协调,造成了他内心的彷徨,焦灼。在高加林身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城市以其现代化的场域与文明、先进技术、物质丰富、信息灵通等有着天然的联系;乡村则与愚昧、保守、贫困落后等相生共存。在那样的年代,高加林正是在农村向城市流动,即由传统向现代的追求中,遭到失败。”[3](P205)

  二、社会因素

  转型期社会各种制度的不完善也是造成主人公悲剧的重要原因,我国社会至今仍是二元体系构成的,即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由于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城乡之间的差别较大,城市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十分缓慢,无法接收和容纳更多的乡村人口,这就造成城乡之间壁垒森严。这样,“农民”和“市民”之间的身份界定是与生俱来的,“农民”的身份要想改变,只有通过升学,或者提拔成国家干部(这需要相当文化程度和机遇)来实现,除此之外,在高加林的年代几乎是别无出路。而高加林不具备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项,他要改变祖祖辈辈的“活法”,进入城市,追求一种新的“活法”,必须首先冲破城乡间的鸿沟。他只有通过“歪门邪道”,即“走后门”,利用叔父的权利来实现,而这种超越“法则”规定的“法则”动作也决定了他后来被重新抛回农村。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作为一种潮流终于真正走进了人心深处,从高家村对待城市的心态上,就明显体现出这一点。当高加林的身份是农民时黄亚萍从来没向他表露过爱意,而他进城做了通讯干事,她就迫不及待的吐露情怀了。乡下人是那么向往城市,以至充满了传奇式的想像和梦幻般的憧憬。社会环境影响了高加林的思想,当他民办教师的资格被剥夺后,他愤懑不平,表现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式的怨愤。当他通过叔父的关系,得到通讯干事这一职务时,他就在缄默中悄悄地享受着幸福。“法律的不健全,监督乏力使得高加林被强权剥夺了教师资格,制度的不完善也让他钻政策的空子成为县委记者。这些转型期普遍存在的诸多矛盾直接或间接地制造了主人公的悲剧。”[4](P185)

  三、个人因素

  文革之后,中国农村青年知识分子不满于现状、刻苦自立、奋发向上都梦想着城市生活。在我们的社会终于摆脱了禁锢文明的枷锁之后,生活为青年实现自己的理想提供了自由创造的广阔天地。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高加林心里燃起了对“未来生活的幻想之火。”他的聪明才智和多方面的能力使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高加林是幸运的,学校丰富了他的精神生活,城市为他打开了另一个更为绚丽多彩的世界窗口,他曾经在这里尽情呼吸过现代文明的空气;他又是那么的不幸,他毕竟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的儿子,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太大的距离,他的个人愿望同生活环境随着社会上某种消极力量的作祟而变得愈来愈彼此排斥。他不像他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心目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的反差构成了他复杂的性格特征。

  高加林的爱情生活是失败的。他接受巧珍的爱是因为需要一种情感填充,而内心又充满了矛盾,这里就清楚地表露出他要挣脱的是乡土,他要得到的是一种“理想”的城市生活方式。所以,他对巧珍实际上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爱情,而只是情感危机中的一种无奈和自私的选择,因而在“爱”的过程中就表现为一种被动和犹豫。当他进入县城,当了县委宣传干事,并且赢得了黄亚萍的爱。在黄亚萍身上,他看到的不仅是才华横溢,而且还能帮助他实现他的人生梦想——到大城市去发展。尽管高加林内心深处也知道,与黄亚萍在一起并不能实现他对爱情的全部理想,但他的事业理想却可以通过他给黄亚萍的爱情来实现。高加林和黄亚萍最后的分手,也反映他们的爱情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存在,只能在城市,而不能在农村。

  在爱情和事业的选择上,他选择了男人的立足之本——事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孰轻孰重,因人而异。人需要爱情,也需要事业,二者也许不发生冲突,有时却也无可奈何的形成对立。不可否认,没有物质满足的前提,精神也无从谈起,毕竟精神替代不了粮食。事业上的野心注定不得不牺牲爱情,而爱情在高加林手中碰到事业野心的冲击时,又必然会被扼杀,成为殉葬品。人性的缺陷膨胀了他个人的私欲,使他最终在人生道路上迷途。“当个人的欲望越过了现实的障碍,高加林的自信心空前高涨,洋洋自得近于忘乎所以;而当现实钳制了他的欲望,他又一下子变得灰溜溜的,几乎抬不起头。他的拼命劳动只能希望用极度的疲劳来消除骚动的欲望。”[5](P120)他有的只是欲望本身,没有的是把欲望化为现实的真正动力,再加上环境也没有能力为他的追求创造条件。在他貌似强者的外衣下,隐藏着的却是一个软弱的不稳定的自我。因而也就埋下了悲剧的根源。

  四、作家自身因素

  路遥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以深深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黄土高原作为沉伏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他在那里审视自己,关照社会。他以中国社会变革为背景,塑造了“城乡交叉地带”的人物形象,并提出农村青年该如何作出选择。路遥饥饿的回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家承袭和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农民生活作为他取之不尽的源泉。

  高加林生活的年代,社会环境,事业上的变迁,感情上的纠葛,都与作家路遥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有人说,高加林就是路遥的影子。在事业上,路遥也有着大起大落的经历。1968年,19岁的路遥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任命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进入县级权利机构并身居要职。他认为跳出“农门”,改革命运的时机到了。“然而,历史的悲剧往往‘偏袒’这样充满‘投机’欲望的青年。在闹剧结束后,路遥又怀着对政治理想的绝望和人生的苦闷回到了农村,做了民办教师。”[7](P310)在爱情上,路遥也有着复杂的经历。在好友曹谷溪的撮合下,他爱上了北京知青林红,就在县革命委员会宣布对他隔离审查的当天中午,林红因路遥的“农民身份”而提出断交。这暴风雨般的打击,使得风云一时的他一下从崖边掉进了谷底。这时,林达走进了路遥的生活,用爱抚慰了他的创伤,并结为伴侣。遗憾的是,在路遥离世的前几个月,二人离婚。可以说,作家路遥在事业方面和爱情方面都不能称之为一个成功者,与高加林相比较确有雷同之处,他是带着自己一颗敏感的心去描述高加林这一悲剧形象的。

  结论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主人公悲剧的形成原因不仅仅归结为个人的原因,而且还有其背后支配人物命运的各种严酷的经济力量、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和作家自身的因素。“作家生动地昭示出改革农村落后的现状已成为及待解决的时代问题,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8](P115)

  参考文献

  [1]朱东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08 ).

  [2]赵丽宏,陈思和.<上海文学>50年经典•理论评论 [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09) .

  [3]张喜田.论路遥的农村文化意识的表现[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05) .

  [4]王晓红,韩城忠.高加林形象的悲剧底蕴[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04).

  [5]宗元.路遥小说情爱模式结构[J].济宁师专学报,2004,(02).学术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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