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09-25 20:19:20 阅读量：0次 所属分类：文学论文
陆涛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洛阳伽蓝记》[1]与《水经注》被誉为北朝文学双璧，但《水经注》如佛家百衲衣，郦道元固有集粹剪裁点化之功，却难以体现北朝文风，何况传统郦学显赫，研究已深。窃以为，《洛阳伽蓝记》虽更能代表北朝本色，可惜中原板荡，文献散
陆涛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洛阳伽蓝记》[1]与《水经注》被誉为北朝文学双璧，但《水经注》如佛家百衲衣，郦道元固有集粹剪裁点化之功，却难以体现北朝文风，何况传统郦学显赫，研究已深。窃以为，《洛阳伽蓝记》虽更能代表北朝本色，可惜中原板荡，文献散佚，而且学人关注亦相对较少，作者祖籍姓氏生平据说纷纭，晦明不显，长期难有突破。有鉴于此，本文文学论文在前辈时贤从正史传统主流文献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文献和金石文献，竹头木屑/聊加爬梳，抛砖引玉，以就正于方家大雅。
今人论此，倾向于阳衒之的一派发前贤幽光，虽非主流，却得真谛，需要弘扬阐发。周祖谟先生首发其端，检《北史》，《魏书》阳固阳休之传从行辈字推测，疑是阳固子阳休之弟[2]，曹道衡先生承师说，亦有阐释，但于北平地望在遵化与定州之间悬疑，但倾向于遵化[3]，刘跃进一脉相承，认为在今蓟县[4]（遵化，蓟县说实质应是玉田），可惜未结合阳休之家族实际所居，失之偏颇。若周说 刘说合论，再细致爬梳，可得确论。
此外刘重来《<洛阳伽蓝记>作者不姓杨》和金大珍《洛阳伽蓝记作者生平姓氏研究》二文，论证阳说为是。可惜以上专家所用文献都未利用《玉田县志》和唐北平阳家墓志，以至于结论悬疑。
唐代佛书《广弘明集》首先指出衒之是北平人，可谓茫茫史海中一语中的，有关《广弘明集》的文献可信度参阅史学大师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要》，后世此书版本有作杨衒之的，杨氏郡望为弘农，足证杨说自相矛盾，周说所谓“杨氏达者无北平籍”今见洛阳新出土《大周阳玄基墓志铭》“…末孙翁伯适于北燕，故今为右北平无终人也，自玉田流庆…”玉田是大周武则天时所置，北朝时称无终﹙阳休之传﹚，据墓志，玄基祖封“渔阳开国公”，是北朝时今玉田属渔阳即今蓟县管辖。古时封爵定例以郡望祖居首邱之义论﹙丁维《阳氏附考》﹚。阳衒基墓志铭考证说“《元和姓纂》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均无阳氏”，可见唐时北平阳以衰落，以我所见闻今出土墓志除阳玄基 阳济 阳修己 余尚未闻，传世文献又有阳球 ﹙《光绪顺天府志》﹚ 北齐阳玠 ﹙程毅中《古小说述要》﹚唐代阳峤 阳城寥寥几人，与弘农杨家相比，无可望其项背。唐代最显赫的杨家是弘农杨家，若依世所习知的杨家郡望，应作弘农人。何况，衒之在书中卷二曾提及弘农杨家人，并未露出宗族情谊，若衒之是传统说法认为的杨家人，这在当时注重宗族门第的时代，是难以理解的。在《广弘明集》既已指出衒之是北平人，只有阳休之家族郡望合，所以衒之应是北平阳休之家族人物。
欧阳修《新唐书 艺文志》作阳衒之，得其真谛，此中情缘大可探幽阐微，除世所习知他是文学家以外，又精于谱牒学﹙今传谱序手稿见《杨仁凯书画鉴定集》﹚具体成果就是正史中为人所称道的《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他又精通金石碑版学，著有《集古录跋尾》﹙今传部分手稿见《中国历代题跋精粹 宋辽金卷》﹚。于此可知，欧阳修之所以能突破前人误区，可能是他见过北平阳氏家谱﹙《水经注》即已提及﹚，或见过有关北平阳家墓志碑刻等第一手材料。
元代宋敏求《河南志》作阳衒之，亦得真谛，发人深思。从阳家的家族迁徙历史源流看，洛阳是玉田阳的源头，阳休之家族始祖阳伯雍即是洛阳人，当时文献如干宝《搜神记》梁元帝《 孝德传 》﹙孙楷第《小说旁证》﹚ 述及阳伯雍都作为洛阳人看，阳伯雍后迁北燕即今玉田，阳玄基墓志铭已明言后来北朝玉田阳休之兄弟避乱又迁回洛阳，《玉田县志》中丁维《阳氏附考》总结云“盖阳氏于无终 洛阳往复迁徙，而总以无终﹙今玉田﹚为所自出”一语道出此中真谛。所以玉田阳家与洛阳密不可分，在外地极少为人所知的元代，宋敏求《河南志》亦得真谛就情有可缘了。
前人以姓杨说为主流，祖籍生平考索依此线索，陷入误区，难有进展。窃以为古代杨与阳从写法上讲，字形近而易混，传抄致误，实例如洛阳出土北平《阳济墓志》在传世印刷文献如《资治通鉴》上作杨[5]，何况今玉田正宗阳家在唐五代亦随俗作杨，如《玉田县志》中杨遇 杨德润 。所以此一问题实不难解释，但魏晋南北朝时代讲究门第郡望，一字之差，失之千里。
周祖谟说未及深论，我深考《阳休之传》记载，玉田阳氏家族，孝昌中避杜洛周乱南奔，独休之兄弟得免，而据《洛阳伽蓝记》范注本附录年表，衒之于乱后仍有活动，足见他是休之兄弟近支。在玉田阳家，从《北史》《魏书》和《玉田县志》记载看阳尼 阳固及阳休之旁系后辈阳撝 行辈都不是之字 只有阳休之同父兄弟如此，恰恰在阳固传中，《北史》《魏书》记载差异，一说五子﹙《北齐书》阳休之传中又明言兄弟五人﹚而列四 （《北史》）， 一说三子而列二（《魏书》），所缺一个为谁？若以衒之为阳固子 阳休之兄弟论，则此疑问豁然开朗。何况宋代汪藻为《世说新语》所做各家族世系谱恐怕语弘农杨家亦未见之字行辈（参《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弘农杨家）。当今学人每以《洛阳伽蓝记》一书虽彪炳文坛，独作者却不见于正史记载为发难点，即玉田阳家大多流芳青史，若衒之果为玉田阳，不见正史，似乎情理难容，但作为乡邦文献，深知底细的《玉田县志 》[6]丁维《阳樊驿说》引《北史》特指出《魏书》作者魏收与玉田阳休之不睦，若以衒之为阳固子 阳休之弟，则此疑问又冰消雪化了，因为家族原因不能青史留名。此外，如曹道衡先生所说：“衒之虽因《洛阳伽蓝记》扬名后世，在当时却未必有文名” 亦是主要原因吧！
上海古籍版陈寅恪著作有《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云：“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知，要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王鸣盛因齐梁世系‘道’、‘之’等字之名，而疑《梁书》、《南史》所载梁室世系倒误，殊不知此类代表宗教信仰之字，父子兄弟皆可以取以命名，而不能据以定世系也。”
又其《崔浩与寇谦之》云：“盖六朝天师道信徒之以‘之’字为名者颇多，‘之’字在其名中，乃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如佛教徒之以‘昙’或‘法’为名者相类。东汉及六朝人依《公羊春秋》讥二名之义，习用单名。故‘之’字非特专之真名，可以不避讳，亦可省略。六朝礼法世族最重家讳，如琅玡王羲之、献之父子同用‘之’为名，而不以为嫌犯，是其最显著之例证也。”此段话颇为同道所关注，检查寒舍旧藏《新文学史料》发表有朱自清夫人陈竹隐整理的《朱自清日记》 ：“ 1933年11月29日 ：读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极有胜义：1，天师道与两晋关系极巨，王、谢等大姓皆信之；2，六朝人重家传，然父子可同名之，此道名也，又如道字、灵字亦皆教名；3，书法与写经及符录有关；4，竹能宜子，王子猷等爱竹，非尽雅怀；5，羲之好鹅，或取其能解丹毒。”可见陈寅老阐发颇得真谛，而为同道所推崇。由此我想到综合《北史》《魏书》《北齐书》记载北平阳固的五个儿子之四，阳休之，阳诠之，阳綝之，阳俊之，由陈寅老著作的启发，我推测北平阳氏家族应该具有天师道信仰。因为北朝的天师道信仰极盛，所以形成了重家学渊源传统学术和质朴的文风。而南朝重佛老玄学而尚清谈，文风绮丽。北平阳固从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对佛教不满心理，如果从天师道信仰来考虑，就有情理可缘了。曹道衡先生对《洛阳伽蓝记》对佛教态度的探讨由于未从宗教天师道信仰考虑，窃以为略有遗憾。而高华平《士族宗教信仰的分野与南北朝文学文学的差异》文中说：“北魏高谦之、李崇、李玚、杨衒之和北齐刘昼、樊逊、李公绪等著名士族文人公开反佛的言论等，都是当时南北汉人士族文学之士与他们所处的整个门阀士族社会在宗教信仰上完全一致的文献见证。”就十分中肯了。乃是阳衒之的天师道信仰使他在《洛阳伽蓝记》中自然会流露出反佛思想。其实顺着陈寅老的考证思维，我以为阳衒之单从取名上就可以看出他的天师道信仰，但为避免附会之嫌，他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两槽对案。同样
从上述论文的探索中我们看北平光绪《玉田县志》综合了阳家历代族人，只有我们推测的可能与衒之为父子兄弟关系的阳固阳休之从取名上，从阳固对佛教的态度上与阳衒之一致，都反映出来他们共同的天师道信仰，乃是家学渊源所致。所以这就从宏观上与我的阳衒之为玉田阳固家族说相呼应印证。
前辈时贤虽对衒之祖籍姓氏为北平阳家已初见曙光，但由于尚且悬疑，因此未结合北平阳固和阳衒之休之方面的文学及思想作具体深深，这是十分可惜的。其实这一点灵心妙悟更可为衒之与阳固和阳休之存在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关系提供论证。关于北平阳家尤其阳固的文学成就家族文化，今人如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和《北方论丛》2008年载河朔文学论文及曹道衡《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和文艺》都曾予以表彰关注，这就不难理解在文化整体大为逊色于南方的背景下，之所以产生《洛阳伽蓝记》这样驰誉文学史的夜光明珠，乃是得益于家学渊源的深厚底蕴。如阳固的思想，《魏书》阳固传说他向世表曰“当今之务…以系苍生之心，…举贤良，黜不肖，使野无遗才，朝无素餐，… 省徭役，薄赋敛， 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佛）门无用之费， 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饥寒之苦…初世宗委任群下，不甚亲览，好桑门之法，…王畿民庶，劳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赋》…因以讽谏。固著《终制》一篇，务从俭约，临终又敕诸子一遵先制。”《冀东名人传》就此分析说：“受家学熏陶，以儒家ˋ仁政爱民的思想ˊ和墨家崇尚节俭的精神反对门阀世族的侈靡之风，反对大肆佞佛所造成的巨大浪费。北魏宣武帝元恪登基后，广泛寻访天下得失，…阳固建议任贤用能，轻徭薄赋，断绝谈虚之论，抑制外戚势力，精简事佛费用”：”作为唐山古代刚直清官乡贤，他被收入《唐山廉政文化丛书清官篇》予以表彰。这在南北朝竞尚清谈玄风，家族门第奢侈攀比的时代，他与东晋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抒发的清醒意识南北争辉，难能可贵。而关于衒之思想，《广宏明集》说“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曹道衡先生就此分析说：“是指斥僧徒之滥及其对佛不能尽敬”和反对王公们“不恤众庶”。这在当时佞佛侈靡的社会风潮中，若不是祖传的家学思想熏陶，衒之不同流俗的思想渊源就无从解释，正是作为阳固的儿子，“务从俭约，一遵先制”有“以系苍生之心”（阳固语）使然。此外，曹道衡先生认为衒之在“魏末任秘书监一说，恐不可信”，原因是“秘书监一职，一般在当时享有文名”。程毅中先生《古小说概要》有北平阳玠任北齐秘书监一职 ，阳休之五弟綝之当时号称“阳五《伴侣》”，可见北平阳家文名以为人所播，就家族门第而言，北平阳家也可以担任此清望官了吧！因为 阳玠 即是先例，再者，自己的文名也与家族的名望息息相关。曹道衡先生又说“衒之在书中多次歌颂元恭（北魏帝）和很少提及高欢父子（北齐帝），其中体现了他的爱憎”，“ 衒之之所以不满高欢父子，恐怕不完全是由于忠君，而又文化背景”，这与我们下文将要探索的阳休之编纂《陶渊明集》乃是乡贤田畴所引起，有暗契于心的关联，因为田畴也是志在 “忠君存汉”不满三国离乱 ，易代之悲的人，阳休之因乡贤田畴引为同志抒发易代之悲与衒之可谓难兄难弟。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即北平阳家如阳休之等经历北魏分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族人，都留在了北齐一边（阳休之等人入《北齐书》）。这除了与政治倾向有关外，玉田是北齐属地，因为假若衒之是弘农杨家人，地望在北周，很大程度理应居于北周，试看隋朝皇室文帝杨坚一族即出自北周弘农杨家（《隋书文帝纪》）。曹道衡先生引清代严可均朴学硕儒说，推测“齐文宣帝高洋代魏之后，衒之就不再出仕了”，言下之意，隐居在了北齐，此前曾任东魏期城郡守，见《历代三宝记>,《续高僧转》，始终活动在东魏北齐地界，与北平阳家实际所居玉田属东魏北齐正相吻合。（参《魏书地理书》）
现在既然结合地方文献和金石文献，在前辈时贤推测的基础上，论证衒之是北平阳休之家人，具体所居在哪里，就值得考索了，曹道衡的遵化说 ， 刘跃进的蓟县说 ， 从北平阳家的角度看，虽大致不错，有导夫先路之功，却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未结合地方文献如光绪《玉田县志》和光绪《遵化通志》及民国《蓟县志》作详细考察。北朝时渔阳今天津蓟县是右北平郡治所在，辖有当时的阳家所居右北平无终今河北玉田，清代遵化直隶州辖有当时玉田县。北平阳休之家族实际所居，宋代《路史》所说为“阳氏出无终，至秦立右北平郡，子孙仍属焉”， 光绪具体到 北朝时即《水休之经注》所说为种玉无终山，《冀东名人传》于阳尼 阳固 条注释1云“今玉田有阳氏家族墓地”考《魏书阳尼传》载:“阳尼,字景文,北平无终人。少好学,博通群籍,与上谷侯天护、顿丘李彪齐名。”阳尼著有《字统》一书，今已不存,侄孙承庆补辑。据《隋书经籍志》载:“《字统》二十一卷,杨承庆撰。”《新唐书经籍志》和《旧唐书艺文志》则载“《字统》二十卷,杨承庆撰”。从这段话及图片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即明知杨承庆是北平阳尼,家族人物，却仍南辕北辙，从俗写作杨，一字之差，失之千里，在身世渺茫的《洛阳伽蓝记》作者阳衒之那里从俗写作杨，即自然陷入弘农背景考察的死穴。何况今存《洛阳伽蓝记》最早版本如隐堂本已是明代中后期所刻了。文献版本学界公认“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校勘极不严格。相比之下。唐代碑刻材料如《北平阳衒基墓志铭》无论从掌握北朝宗族信息还是传古留真方面都比明代版本更为可信。何况光绪《玉田县志》作为地方文献，所得史料亲见亲闻，地域内传性，自然就比“秀才不出门”书斋纸上纵横的学者要更知根底。关于阳衒之具体祖籍，我在此补充一条原始材料，即郦道元《水经注》所说的北平无终"阳公坛社”今玉田城北，那是北平阳家从始祖阳伯雍以来世代聚居的故里门庭。郦道元与北平阳家时代相近，同为河北乡贤，自己又有后代所推崇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地考察精神，所以他的记载应该是我们继续发掘的基本线索。
据《北齐书 阳休之传》阳休之撰有乡邦掌故《幽州人物传》一书，《光绪玉田县志》阳休之述及，《遵化通志》艺文志史部据《新唐书 艺文志》著录，缪荃荪《光绪顺天府志》亦有著录，具体流传情形可参看《文献》第5辑，足见此书历来备受关注称誉。陶渊明在故国南朝文坛上不为时人所重视，而异时异地的北朝阳休之却编纂了材料十分完备的《陶渊明集.》，成为后世流传有序的足本（参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及《陶渊明研究 陶集宋本考察》）我们想知道其中缘由，求之于阳休之《陶集序录》云[7]“余颇赏潜文 ”并认为陶渊明诗文“辞采虽未优”， 仍是时人的流俗之论，这与萧统编纂《文选》注重“藻翰文思”宏掖渊明大异其趣，；却在作品内涵思想方面认为“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期托仍高”，我认为这与阳休之个人经历北魏北齐国家变乱有关，与渊明经历晋宋国变抒发情怀形成共鸣，所以他关注陶渊明的文集，劂功甚伟。我们从陶渊明方面来探索，此疑就嘎然而解了。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魏晋南北朝卷》关于陶渊明的章节附注引陈寅恪《读桃花源记书后，》认为“《拟古》其二可为参证”。检陶集《拟古》其二正是“昔闻田子泰 节义为士雄 当往志无终”，无终正是阳休之家居的玉田无终山。检《三国志 魏志》田畴传记载他隐居无终山的故事，又《光绪玉田县志》于古迹田畴宅下正引了这首诗，题为《吊田畴》，才引发我的思索。阳休之既然编纂《幽州人物传》，说明他热心乡邦掌故，而《陶渊明集》中正好写到了他家乡三国时的乡贤义士，凭吊古迹，爱屋及乌，就编次了材料完备的陶集，但古人向有自谦的美德，虽发潜德幽光，弘掖乡贤，流芳青史，亦不书于笔端，免不敬前辈 后人微词之嫌。所以阳休之《陶集序录》中没有说出他的真正初衷，但我们仍可以推测出他内心深处敬重乡贤，热心乡邦掌故的情愫。
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极为重视家学渊源的，它对于家族清望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话》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及曹道衡《中古文学论稿》﹚上文既已论证了衒之是玉田阳休之家族甚至同父兄弟，那末必然也受家学熏陶，曹道衡先生文中列举大量例子说明衒之“对东晋以来南方人著作颇为熟悉”[8]，这在南北对峙文化阻隔的背景下过磨难能可贵，这应该与阳休之留心编纂《陶渊明集》又形成暗契，家学影响不可谓不深（阳休之获陶集于建康，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陶渊明诗文》）；其次即热心乡邦掌故，我们从北平玉田阳家在洛阳与玉田往复迁徙的家族背景角度考察，洛阳是玉田阳家的始祖所居地和第二故乡，因为我们从当今出土名言自己是北平玉田阳的阳玄基 阳济墓志都发现于洛阳这一点看，洛阳在北平阳家心目中应是家族宦游客居的情结。衒之在《洛阳伽蓝记》序中说他因“行役重览洛阳”古代为官有避讳乡邦的制度，足证时人不认衒之为洛阳人，但衒之从北平玉田阳家自己家族迁徙史的各人情愫考虑，他之所以写《洛阳伽蓝记》除了他在自序中所说，有感于“黎黍之悲”既宏大的关注国家命运情怀之外，是否还有对洛阳作为乡邦祖籍的家族情怀寄寓其中呢？论文启人心智发人深思 。
主要参考文献
[1]范祥雍.楊衒之，洛阳伽蓝记校注，中国古籍出版社
[2]刘跃进，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辽宁教育出版社
[3]曹道衡，关于<洛阳伽蓝记>及其作者的几个问题， 中古文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