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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4-09-25 19:09:55 阅读量：0次 所属分类：政法论文
鸦片战争中，英人以坚船利炮闯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清帝国的大门，既使国人愤慨，也令他们吃惊——西方的夷狄竟然这么厉害!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尽力翻译西方的书籍，以求了解广阔的外部世界。
鸦片战争中，英人以坚船利炮闯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清帝国的大门，既使国人愤慨，也令他们吃惊——西方的夷狄竟然这么厉害!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尽力翻译西方的书籍，以求了解广阔的外部世界。不少人先后出国考察游历，或作为外交官长期驻居外邦，或赴外国留学，他们把在国外所历所闻所感的一切记写下来，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地的政教风物，探寻外人富民强国的方法，为振兴中华找出可资借鉴的途径。这些作品大多为日记和纪游散文，也有诗歌和少量政论文章。据初步统计，汇辑成集者有三百几十种，仅张德彝一人就有八种，200余万言。
这批作品不惟数量惊人，而且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构。其作者有外交官、政治流亡人员、旅行家、科学家，也有学生和船工，其中有不少是近代史上颇有名望的人物。这批作品，姑且称之为“旅外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值得珍视的部分。湖南钟叔河先生搜集1840—1911这七十年间的“旅外文学”约百种，编为《走向世界》丛书。首先刊行的第一辑有35种，分十册，近600万字。仅此已堪称洋洋大观了。
这些著述的作者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不尽相同，认识的深浅也有差异。通过游历和考察，他们对国际局势有了总体的了解，一方面赞赏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政治的民主，一方面为积贫积弱、濒临列强瓜分危机的祖国深感忧虑。在作品中流露出学习西方文明的强烈愿望，表现了自立自强、救亡御侮的民族精神，发出变革社会现状的呼号。不仅在当时有极大的鼓动作用，而且今天看来仍有新鲜感和启迪作用。
一
旅外文学的作者群，绝大多数是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毛泽东语)。由于他们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生活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社会氛围中，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态度，大都经历了由鄙夷到赞赏，进而师法的过程。
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不了解新兴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实情，封建士大夫们即便在清王国被打得大败之后，依然摆出“天朝大国”的臭架子，把列强视为“蕞尔夷邦”，还抓住“用夏变夷”的破烂精神武器不放。林则徐、魏源率先“睁眼看世界”，利用一些翻译资料了解“夷情”，撰写《四洲志》、《海国图志》等著作介绍各国情况，并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号召，得到一些见识高远、有志救国之士的理解和应和。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亡国的危机日趋严重，如何与外国打交道的事被视为头等要务，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洋务”，还创办“同文馆”造就翻译人员，掀起了“洋务运动”。接着便派遣外交使团出洋考察，光绪初年还正式派出了首批长驻外国的外交使节。
但是，洋务派的活动一开始就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攻击。被派出国的外交人员，被骂为屈事“洋鬼子”的“汉奸”。郭嵩焘被任命为首任驻英、法公使，守旧派写了一副对联挖苦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是力主学习西方的人物，在洋务派中堪称胆识卓异的拔萃之士。守旧派对他极不放心，特地选派了坚持“用夏变夷”观点的刘锡鸿作为副使，以便钳制。郭嵩焘等人是在一片唾骂声中，冒着名裂身败的风险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
随郭嵩焘一起出国的黎庶昌(任三等参赞)，15年前曾上书皇帝，指陈时弊，要求刷新吏治，举贤任能，振兴国家元气。《书》中对“英法诸夷之祸”的严重后果非常忧心，认为数十百年后，中国将“被发左衽于夷狄，变人类为禽兽，化孔孟为耶稣”;因而希望“禁罢一切奇技淫巧”，使人人“深恶痛绝”，“群起而攻之”。经过十几年的观察，终于发现“外夷”的“奇技淫巧”对国计民生大有裨益，逐渐改变了盲目仇洋的态度。到英、法等国实地考察，目睹了机器生产的神速，火车、轮船的快捷，街道宫室的整洁富丽，使他惊叹不置。他在《与莫芷升书》中说：“计彼所以夸示于我者，则街道也，宫室也，车马也，衣服也，土木也，游玩也，声色货利也，此犹有说以折之。至于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等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更令他惊奇的是：西洋各国文化教育事业很发达，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和绘画、建筑都有很高水平;人民待人和气，彬彬有礼;而且立国都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出现过辉煌的文化成果，完全不是以往设想的“蛮貊之邦”、“野人之群”。亲历的事实，终于彻底纠正了视异邦为“夷狄”的偏颇，进而由衷赞许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诚心诚意向西方学习。
黎氏的认识过程有一定的代表性，别的出国人员大都与此相似。思想相当保守的刘锡鸿，过去坚决反对学习西方，对轮船、火车等“洋玩艺”都仇视。经过实地观察，发现外国政俗之美，在所写的《英轺私记》中大加赞誉，如云：“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又云：“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鼓舞欢欣，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对西方的技艺、轮船、火车之类，他也认为有利民生，主张购制和推广，承认自己过去看法未免偏执。亲见亲历的事物，终于使他的头脑开了窍。
二
十九世纪下半叶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内吏治的腐败、国力的衰弱、时局的动荡，都是深有感受的。他们大都有匡时救弊、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在民族意识的深层中，积淀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而不甘国家民族处于受人宰割、奴役的境地，亟盼获得救亡之术以振兴华夏，使中华民族以强大的姿态列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他们民族意识中还蕴蓄着“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易·坤·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有涵纳殊方、融汇万有的海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胆开放，勇于吸取外来文化以充实和壮大自己。这两种精神，在晚清旅外文学中都有鲜明的表现，也可以说是贯穿于这些文学作品中的红线或灵魂。因此，当他们对外国的风物、社会风貌作了初步了解之后，便进行更深层次的考察和思考，探求异邦强国富民的根本途径。而这种考察和探寻表现在许多领域和层面。
首先引起他们兴趣的，是近代化的机器生产。所有出洋的人，无不争着去参观各式各样的工厂，从纺织、造纸、印刷、玻璃到造船、造枪炮，都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惊羡之余，也希望中国能仿效。有时对生产流程及机器形貌、功能都作了详细记述，以期国人采用其法。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概述：“西洋各国，工艺日良，制造日宏，销流日广，皆恃得机器为之用也。有机器，则人力所不能造者，而机器能造之。夫以一人而兼百人之功，则其所成之物必多矣。然以一人所为百人之工，而作十人之工价，则四方必争购之矣!”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大量商品，要商人贩销，从而促进商业的繁荣。于是他们发现，西洋谋富强者，以工商为先，不象中国把“商”列为“四民”之末。重视工商，正是“养民”的根本大计。对“养民”之术，薛福成总结为二十一条，如造机器、筑铁路、设邮政报馆、立商务局、筹国家公币、开矿政、行钞票、开银行、讲化学等。重“工商”，也就是重视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对于封建士大夫们来说，这是观念上的重大改变。
西洋各国的政治制度，也使中国出洋人员感到新奇。他们曾去各国议会“旁听”，亲见不同党派的议员激烈争论的情景。黎庶昌还亲见德相俾士麦在议会演说。他们对议会的选举、规模、权力、活动情况，都作了详细记录和描述。
各国政体，大要有三类：一为民主之国，由民选总统及议会议员;二为君主立宪，设议会;三为君主专制，不设议会。另外是民选议会，不设总统，而由数人轮流执政(如瑞士)。对于议院制度，中国出洋人员大多是赞赏的。黎庶昌曾说：“各国风气，大致无殊，凡事皆由上下院商定，国主签押而行之。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与莫芷升书》)他参观瑞士议院，办事推七人为首，七人中推一人裁决，每岁一易，不由赞道：“西洋民政之国，其置伯理玺天德(总统)本属画诺，然尚拥虚名。瑞士并此不置，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视民政之国又益化焉。”(《西洋游记》)对俄国沙皇的专制独裁，他是不满的。在《俄皇遇刺》一文中说：“俄皇阿赖克桑得尔第二，即位二十六年，拓土开疆，横征无度，事皆独断独行，又不设立议院，民情不能上达，素为国人所忌。”最后被国人刺死。郭嵩焘、薛福成等对西方政治制度，也持这样的态度。但薛氏更看重英、德两国的君主立宪制，他在《日记》中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西洋各邦的“国主”，如不称职，议院可以罢其职位，如法国总统马克蒙与议院意见不合，被迫辞职，“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闻也者。”(黎庶昌《西洋杂志》)议院另选总统，社会局势毫无动荡。志刚作为中国第一批派往欧美各国考察的使团成员，访问西班牙时，听说原女王伊丽沙白自己于两年前逊位，他对此写了一小段精采的议论：“泰西立君，不拘男女。然为君而不能尽君道者，国人不服则政令有所不行，不得安其位矣。故西国君主，治法不必尽同，向不敢肆志于拂民之情，则有同揆焉。”(《初使泰西记》)“国君”虽尊，但不得放肆违背国人的意志，否则就会下台。这一切在专制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更使外交人员舒心的，是各国君主接见时以平等之礼相待。如法国总统接见各国公使时，“自至各公使前，免冠握手为礼”。曾纪泽向英国女王呈递国书，女王在殿中“立待”，曾向女王鞠躬致敬，女王也鞠躬答礼。黎庶昌向日本天皇递国书，仪文简略，天皇戎服免冠而立，相互鞠为礼。这同中国皇帝高踞皇座之上，臣下必须三拜九叩，跪在地上答话的情形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了。西洋“平等”、“民主”的风习，他们内心是赞赏的。
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民情风俗诸领域，中国旅外人员的考察也非常细致而深入。
西方教育的特色，一是普及，二是男女受教平等，三是重实学。薛福成在《日记》中写道：“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废聋鼙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皆有义塾以收教之。”王滔对西方男女同有受教育的权利颇为欣赏，指出：“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西人重视“实学”也就是天文、地理、电学、光学、热学、化学、力学(重学)等。而这些学问，正是机器生产技术的基础。王滔在《制造精奇》一文中，对各门科学的内容及功用作了论述，如云：“由化学、重学辨五金之气，识珍宝之苗，分析各物体质，又知水火之力，因而创火机(蒸汽机)，制轮船、火车，以省人力，日行千里，工比万人。穿山、航海、掘地、浚河、陶冶、制造以及耕织，无往而非火机，诚利器也。”学生受教育之后，能掌握一技之长，以谋生计。黎庶昌考察了西洋各国教育，参观聋哑学校、舞蹈学校、农业专科学校，对他们的职业教育很倾慕。
由于教育的发达，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各国都设有博物馆，不仅有大量图书供人们借阅，还有各式机具、人体的模型图画，养植各种鸟兽、花木，制作各种标本，让人们观览，普及科学知识。同时鼓励发明，保护专利，激发人们研究科学、推广技术的积极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科学传入中国，当时称为“格致之学”。中国有一些人钻研“西学”，涌现了一批数学家(如李善兰、华蘅芳等)和化学、物理学家(如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他们抱着研究科学，“探索根柢，不受西人居奇”的雄心，要在科学领域与西人一争高下。他们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书籍，创办“格致书院”培养科技人才。徐建寅还亲自赴西洋作科学考察，写成《欧游杂录》一书。他参观了80多个工厂和科技单位，考察近200项工艺、设备和管理方法，把有参考价值的东西记录下来，充分表现了务实的科学精神。因为他是内行，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工艺介绍得十分具体有的还绘了草图，几乎等于正式的技术文件。由于他精通机器制造技术，又深入掌握各国行情，在订购“镇远”、“定远”两艘军舰时，为国家节省费用数十万佛郎。又派留学生去监造、验收，确保质量。
一些外交官员，对“西学”也有浓厚兴趣，如曾纪泽精通英语，能会话和写作，还用功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青年时代曾为《几何原本》(欧几里德著)的中译本写过《序》，表明他的“西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黎庶昌对天文学很有兴趣，参观过英、德等国的天文台，写成《谈天汇志》一文，介绍天文知识。又研治地理学，写有《欧洲地形考略》等三种专著。
西洋文学艺术，特别是他们的戏剧、歌舞和绘画，对中国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有许多文章描述戏剧及歌舞演出盛况，记述参观画馆、画廊的观感与心得，并对中、西艺术的特色作了比较论述。
西洋风俗同中国有较多差异，各家旅外著述中对此都用较大的篇幅加以描述。
西方各国交游活动多，有茶会、舞会、音乐会等。有官方主办的，有家庭主办的。男女之间交谈、共舞，毫无禁忌。中国知识分子限于几千年“男女授受不亲”的严规，初见西方男女“接吻”、“拥抱”为日常礼节，颇觉惊异。刘锡鸿在《跳舞会》一文中这样描写道：“跳舞会，男与女面相向，互为携持。男以一手搂女腰，女以一手握男膊，旋舞于中庭。每四、五偶并舞，皆绕庭数匝而后止。女子袒露，男则衣襟整齐。然彼国男子礼服下逡染成肉色，紧贴腿足，近视之若裸其下体者然，殊不雅观也。”这种舞蹈，今天名“国际舞”，已经普及到中国的城乡，习以为常。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心目中，却是“殊不雅观”了。也有一些通达之士对这些风俗完全理解，如黎庶昌这样写道：“而风俗则又郑、卫桑间濮上之余也。每礼拜日，上下休息，举国嬉游，浩浩荡荡。实有一种王者气象。”(《与莫芷升书》)他认为，即便孟子生在当代，对西人“茶会、音乐、舞蹈而亦不非之，特不崇效之耳。”黎氏所著《西洋杂志》一书，有多篇记述西洋风习，如《开色嫁女》、《美亚嫁女》、《日君主行养老之礼》、《西俗宴会男女同坐》、《婚姻立约》等，还写有《赛马之戏》、《斗牛之戏》等，记述详细而生动，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因此，该书被人们称誉为“十九世纪西洋风俗图”;本世纪八十年代，被翻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
作为外交官眷属的单士厘，从中国的闺房走向世界，足迹遍及西欧诸国及俄京彼得堡、日本东京。她是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并自觉接受新思想洗礼、勇敢闯开封建樊篱的先进妇女。她在《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两书中，对东瀛与西洋的风情作了生动的描述。她同儿媳冒雨外出参观，行走于稠人广众之中，打破中国妇女足不出闺房的禁锢。她还劝告亲友戒女子缠足，鼓励女子读书上进。
中国出国人员为寻求强国之术来到异邦，大都虚怀若谷地吸取新知识、新方法，因而在著作中描述优良的方面比较多。时间久了，观察更深入了，他们也发现西方社会中的不少弊窦。
如议会制和民选总统，一向被视为资本主义民主的标志。但是，曾纪泽却发现，英国的政权似乎出于议院，而其实“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美国“监国(总统)由民选举，似乎公而无私矣;乃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在道德风尚方面，西人固然有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的一面，但“其人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黎庶昌《与莫芷升书》)，富于竞争性与掠夺性。而男女两性道德方面远不如中国妇女。单士厘曾说：“西方妇女，固不乏道德，但逾闲者究多，在酬酢场中，谈论风采，琴画歌舞，亦何尝不表出优美?若表面优美，而内部反是，何足取乎?”(《归潜记》)她在旅俄途中亲见沙俄帝国主义分子在东北侮辱、残害中国人民的暴行，哥萨克惨杀中国一家老幼四口。她用笔记下这些累累血债。
西方各国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现象也很严重。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就有具体的描写。路上遇见不少贫妇与乞儿，其“褴褛之情，颠连之状”各国皆同。
在国际交往中，各国并不那么和睦、礼让，而在暗中勾心斗角，耍阴谋，施诡计，弱肉强食。志刚出使欧美各国归来，在复丁日昌的信中有一节论述各国形势，认为：美国地方广大，足以自雄，不甘心坐视各国在中国瓜分利益;英国富强已极，已经要走下坡路，主要靠声势吓人;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失掉民心，已经树倒猢狲散;普鲁士讲究富国强兵，正想称霸欧洲;俄国实力强大，又善玩弄阴谋，正准备南窥印度，东迫中国。作为中国赴法公使崇厚的翻译，张德彝在巴黎目睹了普法之战的过程，也亲见了巴黎公社起义与失败的情形，用笔记下了列强之间弱肉强食的“信史”，也记下统治者屠杀起义百姓的暴行。
三
从上述的多部旅外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们自立自强、涵纳殊方的民族精神，而且显示了充分的民族自信心，以及热爱家邦的拳拳之情。出身贫苦、历经磨难而终于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宏，一心眷恋着祖国，拒绝留美工作的邀请，要把所学知识传给中国人民。他说：“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毕生为“西学东渐”而奋斗不息。最初协助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创办中国第一座机器厂——江南制造局。又组织120多名幼童先后赴美留学，想实现他“科技救国”、“教育救国”、“为中国造福”的宏伟计划。但受到守旧派的疯狂攻击，继曾国藩主持“洋务”的李鸿章又首鼠两端，留学生中只有詹天佑等少数成才，大部被撤回;洋务又受制于顽固的官僚。他的计划落空了，深感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建设现代化国家是无望的。于是，他积极参加康、梁等人的变法维新运动。变法运动被顽固派粉碎了，他成了“通缉犯”，被迫流亡国外。为了拯救祖国，他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写《西学东渐》一书，详述一生求学及归国“为中国谋福”而努力奋斗的历程。最后于1912年病逝于美国啥特福特城，埋骨异乡。但他的精神和业绩，为“西学东渐”开了先路，同时在外国人心目中树立中国及其人民“伟大”的形象。英国H·N·Shore氏在叙述容闳事迹时这样写道：
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
从这些例子又可以看到，中国自己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给自己以新生，把自己建成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容闳可算是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振兴中华的先进中国人的典型，他那勇于开拓、奋起革新，随时代潮流前进的精神风采，是永不磨灭的。
旅居或宦游海外的中国人，无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屹立在东方。在“弱国无外交”的国际氛围中，中国的外交人员深感弱国所受的屈辱，亟盼国家早日富强。因而极力呼吁对外开放，学习西方，革新吏治，并提出过一些改革方案。如黎庶昌《敬陈管见折》就提出“整饰内政，酌用西法”的措施。薛福成深入探求“西洋富强之本原”，提出“安民”、“养民”、“教民”的方针和具体措施，从而否定自己过去把“西法”仅看成“制造、军火、船械”的错误，把改革领域由经济扩张到政治社会制度方面，他本人也由“洋务派”升华为资产阶级改革派，成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先驱。其他如郭嵩焘、黄遵宪等，都在出使过程中完成了这一“升华”。黄遵宪在日本写了《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宣传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鼓吹变法;他后来成了维新运动的干将。
王滔受清王朝的迫害而流亡海外，与西方学者一起翻译《诗经》、《春秋左传》、《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为外文，又编译《普法战纪》14卷，并对中西文化作了比较研究。他应邀去牛津大学讲学，宣扬中华传统文化，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很大贡献。所著《漫游随录》、《扶桑日记》，记录了中西、中日文化交流的史料。他又是有志于改造社会的改革家，创办《循环日报》，写了许多政论宣扬科学、民主，鼓吹对外开放，变法图强。他有“尚戴头颅思报国，犹馀肝胆肯输人”的诗句，抒发赤心报国、超越西人的情怀。
这一批致力于民族自立、国家富强的有识之士，无不反对闭关锁国、拒绝外国先进科学文化的守旧观念，主张走向世界，取法西人，树立开放的、变革的新观念。他们的旅外文学著作，不仅扩大和深化了中外文化交流，而且使国人眼界大开，对开启民智、宣传救亡图存、改革社会、对外开放的新思想，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
晚清旅外文学的作者群，大都是熟读经史的饱学之士，有较深的文学修养，其中还有名震当世的散文家和诗人。如属桐城——湘乡派的散文名家，有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曾纪泽等;“诗界革命”的领袖人物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王滔、单士厘也是文界翘楚。
旅外文学绝大部分是散文，以纪游之作为主，也可概称为旅外纪游文学。张德彝把自己的旅外作品称之为《航海述奇》。从《一述奇》到《八述奇》，所述多为海外奇闻奇事奇遇。“述奇”二字，似乎可以概括旅外文学的基本特色。就文笔而论，大部作品描写细腻，有鲜明的形象性，韵致清丽典雅，有引人入胜之妙。至于文章风格则因人而异，各具特色。如黎庶昌擅长白描，常以善于“绘影绘声”之笔，客观冷静地娓娓道来，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景。钟叔河先生在《一卷西洋风俗图》中评云：“用中国的古文描写异邦的事物，不是这么容易的。黎氏不愧为古文名手，《巴黎油画院》诸篇，状物摹神，不在后来朱自清《欧游杂记》之下。”他的《卜来敦记》、《巴黎大赛会记略》、《斗牛之戏》、《游日光山记》、《游盐原记》诸篇，为多家选本收录。
薛福成善于记叙，尤雄于议论，许多文章熔叙事、写景、议论于一炉，文笔犀利。一些游记状物真切，维妙维肖，如《观巴黎油画记》、《游蜡人馆记》诸篇，早已烩炙人口。郭嵩焘因《使西纪程》一书有赞扬英国文明的话，被顽固派攻击，书板销毁，他也返归故里，老死园庐;所写旅外日记达200万言，直至近年才得出版。记述各国政教风情与自然风光，文笔生动优美，富有异国情韵，堪称散文佳构。
王滔也是散文名家，写景状物，生动形象，语言清丽雅洁，意境清幽，读之如临其境。单士厘以女人的细心观察事物，既善于叙事，又能因景抒情，写景传情，曲尽其妙。有不少篇章为散文珍品。
黄遵宪、康有为等旅居异邦的诗歌，艺术性相当高。黄氏《日本杂事记》记述中日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迹，描写日本风光、社情及科技、文艺见闻。其诗“写物如绘，妙趣横生”(狄葆贤语)。康有为于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海外，每到一处参观游览，都有诗作，描写异国风光和民俗风情;有的诗反映贫民生活的苦况，揭示贫富不均与阶级对立的现象。作品中充溢着关怀祖国命运、为祖国优秀文化传统而自豪的情思，具有新思想、新意境、新风貌。他自己认为：“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算是其诗歌特色的注脚。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在描写异国风物的同时，常常以中国古代文明与之作比较，盛赞“吾国秦皇汉武时，宫室文明之程度过于罗马，不可以道里计”，提倡保护祖国古建筑，以“增进中国无量文明于大地”，而不必“徒惊今日欧美之盛美，乃忘已而媚外”。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这批“旅外文学”作品，都是文言写作，但文辞并不古奥生涩，共同的特点是语言清新，文笔流畅。前期作者以王滔、黎庶昌、薛福成为代表。王氏散文精炼优雅，绘影传神。黎、薛二氏散文已突破桐城“义法”的藩篱，“它们已为新体散文的产生提供了一些新因素”(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438页)，在近代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渠启超是后期代表人物，他开创的“新文体”，吸收西欧的文思、语法与新词汇，语言明白晓畅，富有感情色彩，形式活泼，对当时思想界与文学界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总而言之，晚清旅外文学，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历程的实录，也是对外开放、变法图强的呼吁书。它们不仅使国人全面了解外部世界，开拓眼界与胸襟，而且更加激发了自尊自强、融纳众长的民族精神。对今天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大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不具有启迪、借鉴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