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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必须重视制度建设

时间:2014-09-25 19:10:38 阅读量:0次 所属分类:政法论文

制度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降低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制度为人们之间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合作框架,促进了合作的扩展和合作效益的提高,减少外部性的功能。制度对于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具有积极的重要意义。

  摘要:制度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降低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制度为人们之间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合作框架,促进了合作的扩展和合作效益的提高,减少外部性的功能。制度对于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具有积极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发展经济;制度建设
  
  经济发展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变的永恒的主题,发展经济学对不发达国家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了如何去积累和引进资本;如何去调整经济结构,发挥比较优势;如何去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源;如何加强国际贸易,实施对外开放;如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如何改善卫生条件等。但是发展经济学提出的这些理论上正确的对策并未在实践中取得应有的成效,或根本就无法在一些不发达国家进行实施。那么,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些好的发展措施不能在这些国家有效实施、发挥作用呢?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的原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C•诺斯在其名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中认为,“制度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因而,经济和政治制度是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决定因素”。中国从改革到现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从]980年开始已经29年了,走出了西方普遍认为的“东亚经济20年增长极限”的怪圈。为什么呢?一方面,优化产业结构,创造新的投资空间,在加强公有制主体地位下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但是,我国还有一个体制转轨,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号称是“经济双重转轨”。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制度之所以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是因为制度确立了人们行为选择的规则,形成了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经济发展说到底是人的行为活动的结果,或者说是人的有效劳动所创造的。因此,如何激励人们的创造性生产行为,并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生产的激励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主要是由社会的制度结构所决定的。具体地说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降低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处理经济活动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成本,既包括直接耗费在处理人与人交易关系中的各种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协调成本、监督成本、契约成本等,也包括由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而造成的其他各种间接成本或间接损耗。
  制度经济学证明,交易成本是制约经济效率的根本因素,一个经济体系是否有效率,关键就在于其交易成本的高低。交易成本的节约则是市场秩序稳定有序的主要标志。当这类成本很高时,意味着资源遭到浪费,由于它们未能被转入最有价值的用途,或者因为对控制他们的争夺纯属一种非生产性的行动。交易成本主要是由于外部信息的不确定和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造成的。制度安排首先是通过形成人们之间稳定的行为结构来降低不确定性,减少人们行为选择的信息成本和风险成本,同时,通过对人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降低人们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减少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等。
  有效的制度安排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不仅提高具体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收益,同时也激励人们对经济活动投入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通过海上航行博弈分析的例子清楚地看到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很好的降低交易成本。
  在海上航行,两艘相向而行的船,双方互不相让就会相撞,都得0(我这里用的是基数支付矩阵);两艘向十字交汇点行驶的船舶,双方互不相让也会相撞,也得0;当然双方都让着不走,也不好,各得1;一方让一点让另一方先通过,则先通过的得4,让人的得2。这比一起抢行造成事故或一起退让浪费时间都来得好。当乙采取让后的情况下,甲会选择争先,因为甲采用争先的赢得比让后的赢得大,根据理性人的假设,甲会采取争先;如果乙采取争先,甲会采取让后策略。我们站在乙的角度可以同样考虑。最后会得出(争先,让后)和(让后,争先)两个纳什均衡(这里第一个策略是指甲的策略)。纳什均衡表示可能性的结果。至于最后是哪个结果还要靠其他因素来决定。现在关键是哪一个先让的问题,两艘船不可能等待临时谈判,因为这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造成海上交通的不畅。此时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人们规定,迎面交会的船舶,各向右偏一点,问题就解决了。十字交会的船舶,则规定看见左舷的那艘船要让。这就从制度上规定了避让的方式,降低了每次协商的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海上交通不畅的成本,提高了海上交通的效率。
  二、制度为人们之间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合作框架,促进了合作的扩展和合作效益的提高
  合作是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提高生产率的根本手段,而分工和专业化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有合作,或者说合作是分工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如果没有合作,人们不能从他人处得到自己所需的资源和条件,任何分工都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没有分工,也就不需要真正的合作。而人类要进行有效的合作,必须有一定的合作规则,去规定人们之间合作的方式和方法,规定人们之间的权责利,这就是制度安排。
  同时,不同的合作规则,会形成不同的合作激励和产生不同的合作效益,好的合作规则,可以大大地提高合作效益,如市场规则、现代企业制度等。反之,不合理、不公正的合作规则,则必然制约和阻碍合作的有效进行。因此,制度安排规定着合作效益,从而制约着经济发展。我以修路博弈来说明:制度可以为合作创造条件,提高合作效益。
  设想农村某地有一个只有两家的小居民点分别是甲和乙,由于道路状况不好,与外界的交通比较困难。如果修一条路出去,每家都能得到“3”那么多的好处,但是修路的成本是“4”。如果两家和修,这分摊成本,每家分摊成本“2”,各得好处是“1”;如果一家修另一家不修,则修的那家得“-1”,不修的那家作享其成得“3”。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甲来说,无论乙采取修路还是不修路,不修对于甲来说都是最优策略;同样对于乙来说,无论甲采取修还是不修,乙的最优策略同样是不修。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不修,不修)这样一个唯一的纳什均衡。这就是典型的公共品提供的“囚徒困境”。而此时的均衡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合成谬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此时,双方的交易成本都很高,根据科斯定理可以知道,在交易费用存在的情况下,制度就很重要。如果有人出来协调,比如说小区的居委会人员等出来协调,这样两个人就可能达成协定共同来修这条路。因为共同修对双方都有利。这时均衡点就是(修,修)这一点了。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双方的福利都有所改善。由于制度的安排(第三方的协调)使人们走出了囚徒困境,使整体的效益得到提高。当然对于公共品的提供,可以由政府来提供,这也是一种制度安排,都可以提高效益。
  三、减少外部性的功能
  制度可以形成人们行为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结构,降低行为的不确定性,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能够形成稳定的预期,即人们能够通过成本收益的计算去有效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从而激发人们对经济活动进行投入的积极性。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使人们行为的责、权、利有机统一起来,或者按制度经济学的说法,就是个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达到一致性,没有外部性或把外部性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也就是说人们投入的资源(劳动和其他资源)的效益自己完全能够得到,而不进行投入者则不能获得任何收益,这就促使人们进行积极的生产投入和提高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产权制度始终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合理的产权制度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合理的产权制度则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依靠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来维持,并通过其他相关的经济制度来实现的。
  前一段时间国内经济学家讨论非常激烈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设计的问题。也可以从反面说明有效的制度在降低外部效用方面的作用。当前中国的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作为国有企业的经理人侵吞国有资产是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企业内部人利用企业改制的漏洞捞好处的原因在于:
  (1)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经理人就不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凭其控制的职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2)信息不对称。可是我们应该更深入的看待这个问题,不应该把责任都推到经理人身上。
  我把国有资产比喻成“香油瓶”,把公司经理人比做“老鼠”,国家选派的监督官员比做“猫”。那么我们不应该仅仅看到“老鼠”偷吃“香油”的现象,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猫”会任由“老鼠”偷吃“香油”呢?其中关键的原因是“猫”行使的是廉价投票权。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条件下,尽管代表国家履行股东职能的“猫”所拥有的投票是货真价实的,他可以选派或解聘董事长或经理,也可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但是他既不能分享正确行使投票权所带来的权益,也不能承担滥用投票权所遭受的损失即廉价投票权。这样就使“猫”缺乏行使好其投票权的激励。然而这种投票对于经理人来说,即对于“老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直接决定了是不是当这个经理人。这样“老鼠”就会进行“寻租”,去贿赂“猫”,结果是“猫”和“老鼠”共同瓜分“香油”。从此可以看出,制度设计的重要性。在现行的制度条件下国家选派的监督的官员们缺乏有效的激励,没有形成权、责、利的统一,不能使他们行为的外部性有效的降低甚至减少为零,从而导致了这种官员和经理人共同瓜分国有资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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