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省级刊物宪法权利救济权

时间：2014-09-25 19:09:54 阅读量：0次 所属分类：政法论文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它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

　　摘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它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的变化对宪法的发展变化起着直接作用，同时国际关系也对宪法发展趋势有所影响。

　　关键词：权利救济权,自力救济,他力救济,宪法诉讼,政法论文发表

　　近二百多年来，自美国宪法制定后，世界上存在过的和当前存在着的各国宪法，其总的数量十分可观。每一部宪法的历史背景以及内容均各有差异且各有千秋。如欲对这样大量的宪法文件逐个地加以研究，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而如果从这些宪法中抽出某些共性，形成某种标准，就可以对某一我们并不熟悉的宪法文件做出一项大致准确的判断，并对制定这一宪法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究竟属何种类型做出大致公允的评价。

　　进一步说，我们还可以在学术意义上判断哪种类型的宪法更为优越、更能反映时代或其本国国情的要求、更有利于实施。这就是宪法分类的目的。详细地说，所谓宪法的分类问题，是在学术上确立某种标准，将客观存在的为数浩繁的宪法加以分门别类，简化成少数几种类型，以便将近似的、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宪法归并研究，探索它们所特有的规律。

　　公民宪法权利救济权有最高法律地位的宪法将其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历史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该规定与法的体系和宪法的法律地位不和谐。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确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在新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

　　本文引自期刊《法律与生活》 杂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84年创办。属于中央级法制新闻刊物(月刊)。在全国具有广泛的影响，曾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

　　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救济权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不能获得救济，就等于没有这项权利，既通常所说的“无救济就无权利”，但这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前提下从反面说明如果对权利不予以有效的保护，则权利就无法实现，但如果权利不存在，根本没有救济的可能性。权利救济权属于每项基本权利必然包含的内容，因而事实上并非独立的基本权利。[1]宪法是保障每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它首先是一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其最高的法律效力要求制定普通法律时，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内容和方式是普通法律应该之规定，这些一般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及行政复议等法律规定中。因此，权利救济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是不适当的，至少不符合法的逻辑体系。

　　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救济权有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批评权可以认为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建议和检举权不能包含在权利救济权内，因为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使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救济。而控告权和申诉权包含在诉讼权内。既然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当权利受到来自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害时，公民有权获得国家赔偿是宪法确定公民权利得到救济的应有之意，也是法的正义性必然之要求。宪法是“法律之法律”，其超然地位决定制定普通法律时，立法者在制定宪法权利时应同时制定保障权利实现的救济权，这种保障的提供是国家的义务，而对于公民来说是权利救济权。

　　我国宪法规定的所谓宪法的权利救济权不排除有积极的因素。在中国宪法之上的观念较弱，人们习惯于从宪法的具体规定中机械的寻找创造法律的依据时，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中，宪法规定了权利救济权无疑能对保障人权的立法起到促进作用。比如，也许宪法如果没有规定公民的国家赔偿权，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有可能滞后出台。因为从表面上看，宪法的规定普通法律如果不能与之配套的话，人们很容易看到该漏洞从而引起立法的冲动，以至于完善它。但这种规定我们并不能因其具有积极因素而排除其不合理性。

　　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权方面的立法，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

　　由于公民宪法权利的多样性，这就要求宪法权利救济方式的多元化，即使公民同一种权利受到侵害，也可以运用多种方式救济。例如，公民的人格受到侮辱时，受害人可以向公安行政机关控告要求追究加害人的行政责任，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追究其民事责任。国家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者，有义务制定并完善各种权利救济方式的法律，并使之成为一种严密的体系，切实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除规定了立法救济、行政救济等救济方式外，还规定了许多补救措施。例如，被判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大赦或减刑，要求人身保护及司法审查权等。这些都要求国家在创设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时尽更多的注意义务。

　　我们可以看出权利救济是一种附属于公民宪法权利的从权利，或者说是一种广义的公民向国家要求保护的请求权，离开了具体的宪法权利没有谈及此权利的必要，但宪法权利受到侵害往往依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为公民权利救济提供了依据和保障，或者说公民在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否选择到对自己有利的救济方式。为公民提供严密、完善并切实可行而且又不失公正价值的救济法律制度是国家的一种义务，对公民来说则是公民对国家的权利救济权。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宪法上是否规定了公民是否享有权利救济权，而应当关注普通法律是否为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提供了救济，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得到真正贯彻执行。宪法具体规定公民的权利救济权不是必须的，而普通法律依据宪法制定保护公民具体宪法权利时，该相关法律就必须提供公民的宪法权利救济方式或者权利救济制度，并使这种救济多样化、系统化，并能够贯彻实施，否则这些有关规定公民权利救济的法律是有瑕疵的。

　　宪法分类属于一种典型的理论虚构，主要是为了学术上的方便，它并不能真正影响一国宪法的实施，即分类既不能使一个国家的宪政更有成效，也不能使一个不民主的国家更民主或一个民主的国家变得不民主。所以，宪法分类也就是宪法的形式分类。正因为宪法分类无关民主和宪政，故而由于学者设定的标准不同，分类的方法也不同，甚至可以说，分类的方法和标准之多，几乎可与宪法文件的数量相媲美了。

　　公民宪法权利救济权立法现状及不足

　　权利救济权作为一种保障权利实现的请求权，其保障方式有“自力救济”和“他力救济”两种方式[3].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诉讼等属于他力救济;正当防卫和自助行为等属于自力救济。宪法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控告权、申诉权在行政法规和行政复议制度中都有规定。依照多数学者的理解，宪法第 42条规定的“控告”权和“申诉”权被认为包含在诉讼权内，因而在此与权利救济权相对应的主要是“控告”权和“申诉”权以及取得国家赔偿权[4];公民获得赔偿权有《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来调整;而公民权利被侵害后的他力救济大多靠诉讼来完成，诉讼成为救济中最有效、最终极的他力救济方式。我国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和民法上的自助行为即属于自力救济。

　　要保障权利救济的实现就必须完善权利救济方式。在他力救济中，国家赔偿在受案范围上有很多限制，且对公民造成的损害，国家只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只赔偿财产损失，不赔偿精神损失。因此这种救济方式的规定与宪法权利的基本精神不相符，需要修改完善。

　　既然宪法的作用主要为了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并且其作为最高地位的法所规定的权利在普通法律没有规定时，这种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国家就有义务为此种情况提供救济，这就涉及到个案中宪法是否可以适用问题。“齐玉芩诉陈晓琪”案件中，创造了宪法司法适用的先例。这种救济虽属民事诉讼救济的方式，但由于其在个案中增加了使用宪法来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容，因而使公民宪法权利救济范围更加扩大。

　　二战以后，由于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出现了大量的新成立的国家和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纷纷制定了自己的宪法，从而为宪法分类学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各国学者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和标准，种类繁多，目的都是为了能更好地认识宪法现象，同时证明某种分类比较合理。较著名的如卡尔·娄文斯坦，他在1969年写的论文《东西方国家的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提出“存在论分类法”，以政治社会学观点对当代的各国宪法加以分析，认为现代宪法有以下三种(1)规范宪法，认为多数西方国家的宪法是作为组织国家并规范权力运行机制的有效法律而制定的;(2)名义宪法，指的是亚非拉新独立国家本无宪政经验，因而从欧美输人“宪法制成品”，但实际上这些宪法缺乏西方宪法的精神实质;(3)语义宪法，主要是指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宪法，停留在宪法的表面宣言上，只是把宪法作为掌握权力的宣传手段。他的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很明显是“冷战”的产物，因而有损于其客观公允性。

　　参考文献：

　　[1][4] 张千帆 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38页。

　　[2]周伟《宪法基本权利案例的法理分析》第329页载于《云南法学》，2000年。

　　[3]张千帆 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40页。

　　[5]刘志刚 《宪法诉讼的民主价值》第4页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